卢瓦尔河畔的府邸
1834年，在索米尔城，莫雷尔将军的宅邸沦为了一桩无迹可寻的投书漩涡。据雷米·德·古尔蒙近百年后为该案所撰之纪实记载，那些充满侮蔑与恐吓的字条接二连三地凭空现于各处卧房——有的突兀地搁置在几案之上，有的则被按压于壁隙之间。这些信件无一例外地将矛头直指将军年方十六的千金玛丽。疑窦迅疾落在了年轻的骑兵中尉埃米尔·德·拉龙西耶尔身上，此前他曾是府上的常客。
那些字条上的笔迹，与这位中尉的笔势有着惊人的相似。古尔蒙更在文中提及，在另一纸关乎决斗的私信中，中尉似乎曾私下承认那些匿名信函出自其手，然仅限于秘密吐露。纪实文献虽未能详尽还原彼时的全盘因由，这一细节却成了日后坐实其罪嫌的先验招供。莫雷尔府邸的大门自此对其深闭。年轻军官随之奉命离开索米尔；关山路远，本该令风波日渐平息，岂料匿名信的幽灵竟再度卷土重来。
这批信函已然超越了书信的传情表意功能：它们既是无声的证人，是阴鸷的威胁，亦是悬拟的罪证，却偏偏抽离了确凿的执笔之人。每一封新函的降临，都在加固莫雷尔家为这位隐形迫害者构筑的心象长编。世间的疑案，有者刀兵未动而笔墨先行；亦有者言辞既隐去落款，文字本身便异化成了那一记待决的暴行。
控方笔下的惊魂之夜
将这股疑云彻底激化为刑事重案的，是1834年9月23日深夜的变故。当夜，莫雷尔夫妇外出未归。玛丽与家庭女教师艾伦小姐及数位来访女宾留在二楼。待宾客散尽，艾伦小姐巡查了诸室，锁闭走廊，随后安歇。古尔蒙所引述的公诉书中记叙，玛丽的卧房临向卢瓦尔河；一间相邻的阁楼则与男仆萨缪尔的居室相通。
凌晨两点光景，玛丽自称被玻璃碎裂的清脆声响惊醒。据其陈述，她窥见一名男子破窗而入，尽管对方面覆围巾、头戴软帽，她仍一眼认出正是拉龙西耶尔，并听见来人低吼是为复仇而来。少女随即描述了遭受侵害的经过，以及艾伦小姐闻声急叩房门、迫使歹徒落荒而逃的场面。据称，该男子在从窗口翻下之前，曾将一纸恐吓信遗弃于五斗柜上。
古尔蒙在此处照录了起诉书与玛丽·德·莫雷尔本人的单方供述。然而，攀援潜入的现实可行性以及潜入者的真实身份，尚待司法验明，这成了日后重罪庭上最激烈的交锋焦点。
莫雷尔家族起初并未立即诉诸公堂。直至数日后，一封直指玛丽、扬言对其至亲施加报复的新恐吓信被发现在她晕厥的身侧，莫雷尔一家方决意报案。10月28日，拉龙西耶尔在巴黎被捕归案。然而，幽灵般的匿名信并未随之绝迹。古尔蒙写道，在嫌犯身陷囹圄之后，信件依然层出不穷，部分甚至署名“E. R.”，甚至在玛丽随身的衣褶间亦有发现。在控方看来，信函的持续出现坐实了外间同谋的存在；辩方则坚称，这恰恰证明身陷铁窗者绝非作案之人。那一纸署名未能解开迷局，反而像一种着魔的重申，在每张纸片上反复烙印着那个早已被锁定的嫌名。
悬窗与立壁的物证推演
1835年6月末，塞纳省重罪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此案。辩护名宿歇·戴斯唐热出任拉龙西耶尔的辩护律师；奥迪隆·巴罗与贝里耶则代表民事附带诉讼的原告方登台。旁听席上冠盖云集，舆论早已沸反盈天——年轻军官的名誉与贵族少女的贞洁誓言，在这场审判中早已被赋予了沉重的道德裁决意味。
然而法庭并未放过对窗棂与墙壁的毫厘勘验。建筑师吉拉尔出庭作证，指出该卧房窗台距地面深达二十八呎；而其正上方的阁楼窗孔尚在十四呎之上。外墙虽有一道几呎宽的浅檐折角，但吉拉尔未曾在屋顶或仆人萨缪尔的房内验出任何绳索攀爬的痕迹，砖地上亦无滴落的血渍。他并未断言攀越绝无可能：在他看来，若系预谋周详的潜入，或许真能抹去仓促翻越所必留的刮痕。9月27日受召勘验的玻璃匠若里则证实，窗上碎孔仅约三至五吋，碎玻璃尽数散落在外侧窗檐。他认为循此窄孔极难伸手拨开内部的插销。一位女仆亦宣称房内地面未曾扫出碎屑。此外，玛丽与艾伦小姐房门之间的门栓与锁扣明显咬合不全。控方据此力陈凶徒手法之诡谲慎微；辩方则执此细节，痛斥少女所绘之攀入景象纯属荒诞杜撰。
墨迹与笔迹的审讯
案件的另一组关键证据集中于那一束束笔墨纸片。笔迹鉴定家乌达尔鉴定指出，在一组十四封涉案信札中，唯有一封署名玛丽·德·莫雷尔致埃斯图伊的信件系纯出本色、未加伪饰。而在他看来，其余十三封均出自同一手笔，特意改变运笔以模拟拉龙西耶尔的字迹。莫雷尔家族的一位密友出庭承认了署名玛丽之信确系其亲笔，此证词非但未能平息争议，反倒在客观上印证了乌达尔的推断。鉴定专家自此被卷入漩涡中心，庭审的重心彻底偏向了纸墨辨伪及其阐释权之争。
辩方的绝地反诘
眼见僵局难破，辩护方祭出了反戈一击的险招。他们公然暗示这一切匿名信与夜袭惨剧皆系玛丽自导自演。巴罗在法庭上以古尔蒙笔下记录的磅礴辩才，疾风骤雨般罗列了加诸这名少女身上的荒诞指控。法庭之内，两套绝难相容的叙事剧烈冲撞：一边是拔剑相向、入室施暴的凶残狂徒；一边是深文周纳、设局陷害的深闺少女。然而，两种指控皆无法廓清残存的疑点迷雾。
巴罗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陪审员面前将笔迹专家贬得体无完肤；古尔蒙认为民事原告方借此巧妙化解了笔迹鉴定的杀伤力。为被告辩护的歇·戴斯唐热则不得不一人迎击两名原告代理律师与公诉机关的三重围剿。辩护人不仅必须否定肉身攀窗之神话，更须为漫天飞舞的信函寻得合理的源头，以此拆解指控大厦的内在逻辑。
裁决及其历史余波
庭长费雷在向陪审团作最后训诫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尘世间某些隐秘，非人力之明察所能穷尽；凡遇疑云不散之处，审判者尤当持重戒惧。古尔蒙在文中引述了这番箴言，却对随后的审判结果痛下贬词。他亦提及，在1835年8月25日的《法庭观察报》上，玛丽之父曾发表过一封力辩其直的公开信。
然而，陪审团最终裁定拉龙西耶尔有罪。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古尔蒙将此判决归咎于当时社会舆论的汹涌压迫，以及十九世纪对世家贵女贞白不容置疑的陈腐偏见。这番议论，终究是一位置身半个多世纪后的文士作出的回顾性裁度。
尘埃落定之后，那一沓沓书信依然是古尔蒙版叙事中无法绕开的核心谜障。究竟何人挥毫构陷？为何那些拙劣的临摹会被反向认定为确凿的口供？当年的陪审团给出了断语，而后世的纪事者亦各自选定了立场。在索米尔，那一帧帧无署名之纸张穿透了深闺、法庭与报刊的喧嚣；而在法槌落定、刑名已立之时，它原本的真面孔，依然深锁于匿名的暗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