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太太本是去取钱的。不料，她却被扣留在了银行。她的丈夫在河岸街358号经营着几间台球厅，并把前一晚收到的纸币交由她，以便前往各承兑机构兑换现银。起初几笔倒也顺利。然而，在伦巴第街的格林及其合伙人银行，其中一张纸币截断了她的行程。这看似一张萨洛普银行承兑的面额五镑的票据，随即招致严厉盘问，丈夫库克亦被传唤到场。这对夫妇不得不详述那一整夜的牌局经过，方得以脱身离开。
这批纸钞的源头是一名唤作理查德·摩尔的赌客，年方三十。据佩勒姆对其1841年2月伦敦审判的纪实记载，摩尔出身于爱尔兰一个殷实之家，成年时继承了足以安享尊荣的资产。编纂者称其早年放浪形骸，先是在故里，继而在伦敦挥霍无度，其大半家资皆折损于赌桌之上。此番生平叙述，旨在为其辩护说辞铺路。而呈堂于陪审团面前的案件事实，则紧扣着一叠纸钞、数笔赌资清偿，以及当这些废纸再难鱼目混珠时所写下的数封书信。
1月31日，摩尔在一名称作常客的男子陪同下踏入库克的球厅。彼时场内正聚赌“卢牌”。当夜他互有输赢，起初的几笔亏空，皆以貌似寻常的外省银行纸钞结清。库克亦为其垫付了筹码。待到散场离去时，摩尔已倒欠三十镑。他留下一纸借条，并注明住址为河岸街的赖特旅馆。此外，在库克收下的九张纸币中，店家甚至还找零退还了部分现银。
翌日，库克太太便携钞前往金融城兑换。此番进城之行，骤然改写了债务的性质：那名赌客拖欠的已不再仅仅是赌档的三十镑，他所支付的每一张票据，反倒将那些收下废纸的人拖入了司法泥潭。在夫妇二人于银行百般申辩之际，一名来自莱斯特广场弗里库尔旅馆的门房送来了摩尔的信函。终局时留下的地址，与他如今修书之处全然不符。
信中，摩尔字字懊悔。他声称刚刚察觉那些钞票实属伪造，并信誓旦旦日后定当赔补库克的损失。据他辩解，此款乃前一日在跑马场赢来，由一名昔日同窗作赌资交付。然而这不过是他的一面之词，绝非票据经核实的源头。库克随即偕同受命缉捕该赌客的巡捕福雷斯特赶赴旅馆。他们在咖啡厅将其逮个正着。据佩勒姆记载，面对指控与拘捕，摩尔既未仓皇逃窜，亦未否认其罪责。
案件侦查至此，忽现一桩奇诡之事。这些钞票的图样绝非拙劣的仿造——它们竟出自专为票面所示银行雕铸的真版铜板印模。其伪造之处另有隐情：流通所必需的法定签发批注，尤以行长签字为甚，皆属后期伪添。一纸出自真版原模的印张，便如此化作一具形神兼备的伪钞：图式毫厘不差，所许诺之承兑却空若废纸。
设于舰队街的珀金斯及其合伙人雕版工坊，随后道出了行业内规。他们通常会将印版的试印样张粘贴于厚纸板上，作为工艺样卷寄送外省银行。而摩尔所施用的试印张，正是自这些硬纸衬底上揭剥下来的。因试印纸张过于轻薄，难以冒充市面流通之币，伪造者遂于其背面裱贴了第二层棉纸。这层裱背赋予了样张逼真的厚度与触感。然而，其上的签名却并非全盘照摹真钞；甚至有若干签署人之姓名，与银行历任董事名录全然不涉。
佩勒姆并未厘清这些试印张究竟如何落入被告之手。物质层面的伪造技法昭然若揭，其上游的供给链条却隐匿未明。陪审团须定夺的，乃是其投放流通的行为，以及摩尔本人是否明知其伪而为之。其辩护律师C·菲利普斯力图将这几笔清偿还原至其获接纳的江湖语境中去。他辩称，自己的当事人不过是被职业赌徒洗劫一空的可怜虫，其行径固然不法，却亦不过是用赌桌对手惯用的伎俩，试图挽回输尽的身家。
菲利普斯大加挞伐地下赌档常备伪钞诱引受害者的行径。他尤为着重强调了致库克的那封信函：当事人主动修书示警，理应换取司法的宽恤。然而陪审团并未准其开释。他们判定其罪名成立，但采纳了辩方的诉求，提请法庭从轻发落。这位倾家荡产之赌徒的自白换来了宽宥的建言；却终究未能让这批废纸化为真正的通货。
紧接着，第二项指控悬于摩尔案头。此番涉及两张面额分别为五镑与十镑的波士顿银行伪钞。作案时间尚在库克球厅那一夜之前：溯至1月28日，莱斯特广场7号由汤普森经营的赌庄内。摩尔入内探问是否开局，又问庄家底池几何。店家告以一百三十镑。由于当时别无赌客，店中伙计查普尔便应承与他对赌。
连局皆墨。查普尔自他手中赢取七十镑，皆以外省银行券结算。摩尔声称金尽，探询场子是否继续营业，约莫一刻钟后复返。彼时汤普森亦在场中。及至凌晨四点光景，这名输红了眼的赌客又折损了七十五镑。他欲再度外出筹资。东家一度迟疑：寻常打烊时分早已过去。然而摩尔执意出门，归来时却见大门深锁。他在门外抗议叫嚷，力索翻本之局。查普尔最终为其启门迎客。
据文献记载，战至清晨九时，摩尔又平添了三百八十镑的溃败。临去前，他交付了两张曼彻斯特银行汇票，一纸三百镑，一纸八十镑。随后，汤普森与查普尔便动身兑换整夜赢来的外省票据。他们在齐普赛街一间贵金属商行成功变现了一部分，代价是折损百分之二点五的手续费。但在其他几家银行，他们一出示钞票，便招致当场扣押。同样的梦魇再度上演：牌桌前欣然受纳的赌注，一至银行柜台，即刻沦为构陷之罪证。二人耗费诸多唇舌阐明来龙去脉后，方获释还自由。
摩尔被捕受审之时，身上尚搜出另一封致汤普森的信件。他在信中再度坚称自己亦是受人蒙蔽的受害者，误以伪钞偿债。他提议签署数张不同期限的期票以抵偿欠银。辩方重拾前番辩护机锋；然而第二场判决，依旧落定为有罪。
科尔特曼法官对案情的裁量，截然不同于那个“受害赌徒”的苦肉叙事。在他眼中，摩尔的显赫出身与良好教养反倒构成了无可推卸的加重情节。法官厉声申明，在一个以商贸立国的国度，绝不容许轻纵对构成信用基石之流通票据的伪造。他当庭宣判流放十五载。历史纪实并未追索该犯服刑之后的余生漂泊。留存于卷宗深处的，唯有两封悔罪信，以及化身金银的雕版试印样张：在绿呢赌桌旁，摩尔得以一场接一场地输下去；可在银行柜台前，总得有人为他掷出的废纸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