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皮面书册、一方丝质手帕与四枚畿尼金币：玛丽·斯坦福德的命运，便在这数件细软周遭骤然合拢。与她共进晚餐的男子一口咬定她行窃洗劫；她则分辩称，那几枚金币本是客人的赠礼。然而，在赠予与窃盗的界线之间，横亘着从春风一度到绞刑断头台的万丈深渊。记载此案的古老犯罪纪事保留了这针锋相对的对立陈述，却也同样倾注笔墨，既剖析她审判时的周遭曲折，又苛责她前半生为人所指摘的种种失德。
编年史作者笔下的玛丽·斯坦福德，出身于一户被评为“颇为体面”的人家。父母曾延师令其启蒙，竭力栽培她，期盼她恪尽与其出身阶层相称的本分。然而据作者所述，她渐次溺于浪荡子弟的厮混，终日流连于乡间集市的喧闹。亲族眼见她交游日杂，迫于无奈，终将她打发前往伦敦。
抵埠京华后，斯坦福德曾觅得一两份体面差事，却皆因品行轻浮而遭辞退——此乃当年案卷附注中的道德裁断。此后，一名男仆诱其失足；自此，她沦落风尘，操持街头皮肉生涯。编年史载，彼时她与绰号“黑玛丽”的玛丽·罗林斯往来甚密。后者曾受伦敦城一名殷实富商包养，金尽恩绝后坠入赤贫。这两名妇人终日出没于圣殿关与拉德盖特山之间。逢有运道，便自年轻浪子囊中博取些许赏钱；待到生计维艰、入不敷出之际，两人甚至典当了近乎所有衣衫，只得共着一袭蔽体之裳，轮流出户招揽恩客。
卷帙随即将罗林斯的轨迹与同伴剥离开来。罗林斯后来下嫁一名退役近卫骑兵，迁居至西敏寺国王街一带。纪事断然否认了婚姻令其从良的可能：反指其夫婿百般盘剥恩客所赠之物，甚至纵容、逼迫她重操旧业。罗林斯终不堪虐待。某夜，她寻得斯坦福德，力劝后者随她迁往一处新街区——那正是她弃夫潜逃后的藏身之所。
在沃平码头附近，二人重获几分温饱。远航归来的水手成了她们的新主顾：水手怀揣余钱时，便在此处挥金如土；而每逢水手囊空如洗需筹措资财之际，便有经纪人穿梭其间。案卷提及其结识专司水运生计的代理人，往来抽成颇丰，只是未曾开列明细账目。在这等勾当之中，掮客与妇人各取所需，各分其润。风月场虽已易地，金钱交关却如出一辙，唯独不同的是，昔日同沦落的二度结盟，将彼此利害再度捆缚在了一处。
未几，斯坦福德亦步入婚姻。她偶遇一男子，见其颇有迎娶之意，便允诺委身；然未及一年，她便弃夫而去，一如昔日之罗林斯。此后，她又与城中某显贵门户的仆从姘居，并为其育下一子。稚子降生令度日愈发困窘；她遂与旧日女伴分道扬镳，孤身重操街头夜游之业。编年史谓，她深信单打独斗反可博得更丰厚之进项。
改弦更张未久，斯坦福德邂逅一名男子。据卷宗所叙，此人初见便对其“情意甚笃”。男子邀其共进晚膳，留宿同榻，且依妇人供述，男子自愿赠予其四枚畿尼金币。岂料男子反戈一击，指控其窃走一本皮面袖珍账册、一方丝帕及同等数额的金银。正是这截然相反的两份供词，构成了致命罪状的内核，径直将她打入了纽盖特死囚牢。
定罪之后，有友人奔走相告，许她一线生机：刑罚或可减等，改判流放北美殖民地。然而斯坦福德竟断然拒绝，决绝宣称宁可死于英伦本土——纵遭世间最可耻、最残酷之极刑——亦绝不愿远渡重洋、沦为异域苦役以乞残生。这般刚烈决绝令记录者大为骇异，遂于案卷中不惜笔墨，大篇幅抨击此种对流放的抗拒。在此位官职文士看来，对殖民蛮荒的恐惧竟诱使死囚自绝于这唯一的生路；他力陈，朝廷理应向这等人描绘彼岸生活的安适与宽宥。
编年史作者为流放之制极尽辩护，其言之凿凿，玛丽却弃若敝屣。该文士甚至主张刊行专供罪囚阅览的说帖，以证横渡大洋绝非步入修罗地狱。依其粉饰之词，海外苦役之重并不逾于本土雇工，且种植园主同为英格兰血统，必葆有本国之仁厚美德。凡此种种，皆为制度辩护士的纸上空谈，绝非玛丽身历之现实。文士许以重获新生的幻景，妇人冷眼所见者，唯有身不由己的奴役之祸。
文士复推论道：罪囚若在本土获赦，迎面而来的仍是赤贫、败名与旧日罪孽之诱惑；反之，若赴殖民地服满苦役，便可就地立足成业。至于那些潜逃回国的流民，一旦重获必遭极刑，而这等亡命之徒更易铤而走险、犯下大逆之暴行。凡此宏论，皆是围困于一个早已回绝友人求情之妇人周遭的空论。友人所奔走者，不过是一纸尚未坐实的减刑转机，然而纵使生死一线，亦未曾动摇她分毫。
在行刑前的余日里，依记录者之讥评，她对腹下骨肉未显过多萦怀，仅寄望于教区能收留抚养。她自陈罪孽深重，唯乞天主宽宥。史册描摹她在听判之后与赴刑台之时的祷告形容；她公开宣示，对原告男子及世间众人皆无怨怼。一七二六年，她被押赴泰伯恩刑场施绞，卒年近三十六岁。
至于襁褓稚子，玛丽已将其托付给教区的善意。对于自身，她祈求天主的赦免，却决计不愿领受大洋彼岸那份被粉饰的生途。咬定失窃的男子始终未更动他对那四枚畿尼的指控；而她至死咬定那是赠礼。法官的法槌在截然相反的虚实对峙间落定，夺去了她的性命，却终究未能逼迫玛丽以屈辱的流徙苟换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