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1月11日，老贝利法庭开庭审理塞缪尔·怀尔德·米切尔一案。在编年史家佩勒姆的笔下，率先映入眼帘的是被告那张枯槁的面孔与一顶陈旧的睡帽。他杀害了年仅十二岁的亲生女儿莎拉，旋即伏罪。然而，法庭审理所揭示的远非这副外表所能涵盖。其后隐藏着不久前的一场离异、两个分属不同家庭的孩子，以及一个父亲蓄意剥夺妻子带走骨肉的暴戾决绝。
米切尔原是斯皮塔佛德的一名纺纱工，曾将这门手艺亲传予莎拉。据卡姆登·佩勒姆记载，夫妻二人平日争吵不休；他将此人描摹为极易暴怒之辈。此番断语固然带有后世撰史者的追述色彩，卷宗既未收录邻舍的证言，亦未详述争吵的细梢末节，却确凿载明了一个关键日期：前一年12月17日，夫妻正式分居。生母携莎拉拂袖而去。而其妻带来的另一名女儿伊丽莎白，此前也曾与米切尔同住，后被安置于其个人寓所。一个原本的家室瓦解为错综交叠的数缕残系，完全脱离了男主人的掌控。
在审判席上宣读的供词中，米切尔声称妻子偏爱伊丽莎白，反倒指责莎拉上门探望生父时冷若路人。他自陈曾以“至为热烈之爱”眷顾幼女，却又在供词中坦白其断然之念：既不可归于其妻，亦不必留诸己手，两人谁也休想占有她。字里行间的矛盾悖论，史料未能给出答案。纵然口口声声言及骨肉至情，亦丝毫不能遮蔽他借摧残幼女以报复其母的森冷意志。
佩勒姆记述，乘着妻子外出之际，莎拉正倚在炉火旁缠绕纱管做工。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柄剃刀。供状中，他称自己曾心生犹疑，几欲将凶刃放回原处，终究还是痛下杀心。他割断了女孩的喉咙；文中记载孩子当即毙命，未曾发出一声呼喊，亦无丝毫挣扎。案犯笔下的场景着墨甚简，却构成了后续一切波澜的中枢：猝然中断的劳作、行凶者冷静陈述的断命一击，以及这场公审永远无法填补的死寂。
米切尔随即夺门而逃。他先是奔赴昔日居所，找到一名叫贝尔的男子，央求照管好东家的活计。随后又赶往瓦平，投奔德拉富尔及一众故交。当晚他便被捕归案，作了全盘招供。佩勒姆并未着墨巡捕如何锁定其踪迹，亦未留下生母的姓名。面对此类历史的留白，当谨守阙疑之戒，切不可凭空附会侦破奇案以自欺。
庭审之时，当众宣读了自白书。在自我辩护环节，米切尔伏首认罪，将凶行归咎于夫妻龃龉所致的心神错乱。卷宗记载，陪审团裁定其谋杀罪名成立。当记录官问及受刑前尚有何言时，他答称已无余话可陈。法庭遂判令于次周一执行绞决，并在行刑后解剖肢解其尸身。当日旁听者众。据佩勒姆所述，满堂闻者几乎无不潸然泪下，女眷与陪审员亦为之动容；米切尔则神情静默，倾听着庭审各节，偶或低首默诵祈祷。
受审次日，米切尔恳请见妻子最后一面，以期彼此宽恕释怀。主日那天妇人依约而至，病体沉疴，乃至须由两位故友搀扶方能登上马车。密谈之后，米切尔几近整日伏地祷告。史源未曾载录二人一语片言，亦未提及生母作何应答。这番最后的会面既未能抹去前一个月的决裂，更无法唤回死去的幼女。它仅表明，在最后的时日里，这对成年男女面对面伫立在惨剧的两端，而那孩子早已成了无可挽回的牺牲。
米切尔还托请福特牧师昭告世人，表明自己是以英国国教信徒之身辞世。佩勒姆解释道，外界曾风传其皈依循道宗。周一清晨六时三十分，狱吏牧师前来引其做晨祷。礼仪既毕，他在两位友人搀扶下穿过监狱天井，步履间仍恳求他们与己同祷。编年史家认为他怀揣宗教救赎的笃信，坚信受刑伏诛足以洗刷部分罪愆。我们无法勘测这番寄托对他而言究竟重若何许；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残酷的既成事实：他已彻底剥夺了女儿开口申辩与择定生死的权利。
其临终遗愿事关自身遗骸。他恳请郡司法行政官，在法医解剖完毕后将残躯交予其女收殓安葬。佩勒姆称官署允准了其所求，却并未明言所指究竟是哪一位女儿。这纸请求勾勒出行刑者强加于罪囚的三重规制：示众处决、司法解剖，以及随后的家族安葬。然而长眠九泉的莎拉，却再也等不到父亲的片字交代。
1月14日，米切尔在纽盖特监狱门前被施以绞刑。法定悬尸时限届满后，其遗体被移送至圣巴多罗买医院以供解剖。佩勒姆的章节便终结于这具躯壳由绞架运往医舍的转折之中。后世笔墨流连于他的忏悔、赎罪与受刑盛况；关于莎拉的记叙却寥寥无几，除却她的学徒身份、横亘在离异父母间的处境，以及父亲破门而入时她手中未竟的活计之外，世人对她短暂的一生知之甚少。史料的匮乏丝毫不会减轻罪孽的分量。它反倒警示后人：绝不可让凶徒的临终悔悟，独占这名有姓有名之孤雏留在人间的全部记忆。
文献考释：本篇据卡姆登·佩勒姆编纂之《犯罪编年史；或新纽盖特历书》第一卷（伦敦，T. Miles & Co.，1887年版，第416–417页；序言作于1840年7月1日）所辑“塞缪尔·怀尔德·米切尔：因谋杀伏诛”一章编译考订。该追述性记载转录了庭审中宣读的自白书，但未收录全部审讯档案及证人证词。本案未曾查阅同时代之司法卷宗、囚犯名册、教区登记簿或医院留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