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林根森林的茫茫积雪中，一道足迹所透露的真相，往往看似比证人的证词更为确凿。案件发生数年后，《新皮塔瓦尔》刊载的纪事正是围绕这一预设构建起整场调查：失窃的财物、洗刷过的衣物、融雪后残留的靴印，以及次日林中现身的一名疲惫男子。然而，该书终究是一部回溯性的犯罪案例辑录，并非当庭速记笔录；其中所充斥的断论与评注，仅能代表编撰者的一家之言。
1885年1月14日至15日夜，在图林根州迪塔尔茨，克尔纳一家正在其锯木厂旁的宅邸中沉睡。这处由赫尔曼·克尔纳改建为木浆作坊的磨坊，由一座封闭式院落和数栋附属建筑构成。克尔纳与妻子及三个子女同住一室：九岁的埃里希、七岁的格蕾特琴和两岁的安娜。女仆克里斯蒂安娜·W睡在另一间房内。工人霍恩与彼得则轮流值守在日夜运转的磨坊车间。
次日清晨七时许，彼得前来交接早班。平日通常从内部反锁的宅门此时虚掩着。霍恩正准备下班，并未察觉异样。女仆在霍恩叩门后才迟迟起身，步入正房时，她注意到五斗橱的抽屉悉数被拉开，一把厨房小手斧亦被挪动了位置。起初她并未多想，随即呼唤埃里希起床上学。男孩步履蹒跚地走到门前，颈部受创，浑身血迹斑斑。女仆惊骇之下冲入卧室，赫然发现夫妇二人与格蕾特琴倒在血泊中，伤势极重；唯有坐在母亲身旁的幼女安娜毫发无损。
现场救援在惊恐与混乱中展开。赫尔曼·克尔纳尚存一息，但已陷入重度昏迷；据记载，他在案发第三日终因伤重不治身亡。格蕾特琴于清晨当场气绝，唯有埃里希侥幸存活。邻里闻讯蜂拥而至，消息在官厅介入前便已传遍四方：奥尔德鲁夫地方法院偶然接到霍恩发出的电报，遂于午后一时许赶抵现场；哥达检察官署人员亦随后抵达。调查初期的数日主要用于勘验现场、收集邻里口供以及对三名死者进行法医尸检。
法医判定死因皆为头部遭受重创。文献详尽记载了死者的创口形态，然而这些医学结论在叙事层面的核心价值，在于推翻了最初流传的流言：赫尔曼不可能在多次重击自己头部后，又在不留任何痕迹的情况下将凶器放回原处。在起居室内，调查人员起获了一把沾染血迹且黏有毛发的小手斧。法医与纪事作者指出，其钝端与刃口分别对应了受害者身上不同性质的创伤；而埃里希颈部的伤口则由锋利器械所致，极可能是一把未被寻获的利刃。这些检验为侦查指明了方向，但单凭物理痕迹，尚不足以锁定真凶。
最初的怀疑曾一度落在赫尔曼本人身上。书中提及磨坊主生前陷入财务困境，夫妻龃龉不断，且两名雇工在庭审中声称赫尔曼曾口出狂言，扬言行凶。然而文献亦指出，两人的当庭陈述与早前的预审供词自相矛盾。法医最终排除了克尔纳自戕致死的物理可能。另一方面，工人霍恩亦因当夜当值却声称未闻声响而遭拘押审查。纪事特别强调，霍恩身上所穿的工作服并无任何可疑血渍，对他的指控显然立论不足。调查并未将其列为元凶，最初的波折反而折射出司法机关在流言、矛盾口供与物质证据之间艰难甄别的过程。
雪地勘查很快转移了侦查焦点。编撰者记述，凶手被推测系破开厨房窗户潜入，随后翻动了五斗橱。屋内遗留了五十余马克的散碎现金，但一块银怀表与一条金表链不翼而飞。在住宅外侧，一行足迹穿过附属建筑、积雪的沟渠与草甸，一路蜿蜒伸向乡间大路。案发前一日降雪已歇，此后数日未再降雪，足印得以完好留存。循着这道痕迹，追查人员得以一路追踪至庭院之外。检方随后将嫌疑人塔尔多夫的靴子与现场脚印比对，认定二者高度吻合；《新皮塔瓦尔》的作者将其定性为决定性铁证，却并未附录精确的测绘数据，致使后世无法对其科学性进行实质复核。
惨案发生次日，一名步履维艰、神色委顿的男子现身于积雪覆盖的施马尔瓦瑟谷底。此人自称塔尔多夫，来自埃尔福特，声称前往上舍瑙采摘野蔷薇果时在林中迷失方向。一名护林员为他指引了通往迪塔尔茨的方向。该男子衣着尚算齐整，但鞋履残破，双足冻伤严重。他向乡民借宿，但在阐述借宿地点时言辞闪烁，事后又向家人谎称自己在林中狩猎时遭人追逐。警方经查得知，埃尔福特确有一名名为安德烈亚斯·塔尔多夫的花匠。1月17日该男子潜回其胞兄家中，随即被警方拘捕归案。
随后，文献以带有该书特有的道德训诫与心理分析笔调，梳理了其过往的前科劣迹。书中列举了他此前因诈骗获刑并畏罪潜逃，以及数次因盗窃和流浪被定罪的记录。面对司法人员对其行程的质询，塔尔多夫给出的时间线既与列车时刻表严重脱节，亦与护林员的目击证言截然相悖。在反复讯问下，他最终供认了此前12月在奥伦多夫犯下的另一起入室盗窃案，涉案金额约为150至160马克。这份自白虽不能直接坐实迪塔尔茨血案，却为调查人员提供了关键切入点，得以将他的供词与已有确凿受害事实进行交叉比对。
对其衣物的物证检验显示，其外套上留有一处血斑，衬衫袖口则有被细致揉洗过的痕迹。专家并未将缺乏大面积喷溅血迹视作开脱或定罪的绝对依据：纪事指出，多数重击系以手斧钝背施加，且血迹完全可能被水洗稀释。随后，护林人员手持提取自塔尔多夫的靴子，沿雪地复原了一条漫长的逃匿路线：从村落深入山林，再折向其最初被目击的谷底。《新皮塔瓦尔》极力渲染在雪原中长途跋涉的艰难，然而这一路线推断终究来自追捕者的一面之词，并被编纂者在事后赋予了因果色彩。
其他旁证亦陆续归入案卷。一名仅以姓氏首字母指代并案在押人员向当局告发，称塔尔多夫曾向其吐露涉案怀表、包在手帕中的银钱，以及行凶时惊动声响的细节。数周之后，法庭在对克尔纳宅邸五斗橱进行二次清点时，果然在一方手帕的角落里搜出包裹着的四十五马克硬币。此外，克尔纳生前的三把钥匙亦在公路旁的积雪中被搜寻起获。钥匙与失踪怀表的相继浮现，构成了另一项独立的盗窃罪指控。然而直至开庭前夕，这名嫌疑人依然对指控全盘否认，坚称自己从未涉足那座血腥的锯木厂。
1885年10月16日至17日，迈宁根陪审法庭对此案展开公开审理。公诉方集中出示了雪地足印、带血衣物、自相矛盾的行踪口供及狱友的证词。幸存的埃里希亦出庭作证；然而文献在卷首称其年满九岁，在庭审记录中却记为八岁，且未对这一年龄出入作出任何考订释疑。辩护方则坚称，赫尔曼·克尔纳系在杀死妻儿后，被潜入的不明闯入者所杀，但辩方并未能指证这名神秘第三方究竟为何人。辩护律师对现有物证效力及创口成因的司法解释提出了强烈质疑。经过评议，陪审团最终裁定：塔尔多夫在奥伦多夫的盗窃罪、迪塔尔茨的三重谋杀罪以及针对埃里希的谋杀未遂罪成立，但裁定其盗窃怀表与钥匙的罪名不成立。据此，法庭判处安德烈亚斯·塔尔多夫死刑，并就其余罪行并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十年。
随后，帝国最高法院部分支持了被告人的上诉请求，在形式上正式撤销对其盗窃涉案物件的定罪，但维持了其余判决。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最终驳回了赦免请求。1886年6月27日，即预定执行死刑的前夜，塔尔多夫在行刑官面前向检察官坦白了全部杀人罪行，并签署了一份书面悔过书。据记载，他在绝笔中承认自己从窗户翻入室内、使用手斧与小刀行凶，并详细交代了抛弃怀表与钥匙的经过。这份迟来的认罪口供在事实层面上颠覆了法庭此前关于盗窃罪不成立的无罪裁决，但并未在程序上抹杀司法判词留下的裂痕。
1886年6月28日，安德烈亚斯·塔尔多夫在格雷芬通纳被斩首伏法。在《新皮塔瓦尔》的执笔人看来，死囚临刑前的招供彻底闭合了案情的逻辑链条，涤荡了所有的疑云。然而今日的读者却不难在泛黄的卷宗中看清法官当年所作出的精确司法切割：谋杀既遂与未遂罪名成立，对特定财物失窃存疑不立，以及临终口供对涉案细节的重新附会。从雪原深处的孤绝足迹到断头台前的最后绝笔，整起案件所呈现的绝非单一铁证的定论，而是一整条由间接痕迹、人证口供与司法权衡构筑的证据锁链；其中的每一道环节，皆须恪守其真实的历史出处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