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们赶到门前时，本打算严厉斥责这家的丈夫。屋内惨叫连连，他们笃定是皮埃尔·费雷又在动手殴打妻子。殊不知，妻子此刻根本不在家中。那个正遭门外邻里厉声训斥的男人，正拼命积攒仅存的游丝气息呼救求生，而一名暴徒正挥舞铁锤，一下接一下地往他身上砸去。这场致命的误会虽仅持续了数刻，却险些断送他的性命。隔着厚重的闭锁木门，费雷不得不拼死向施救者澄清：他没有打人，是他正在被人活活打死。
那一年，费雷六十二岁，他的妻子二十八岁。在1833年的案情记述者笔下，这般巨大的年龄鸿沟足以提前解释这桩婚姻的一切不幸；然而，历史纪实却不能止步于道德评注，必须细究案发的每一个环节。费雷原是泥瓦匠，常年在巴黎做工，自1811年10月起在皮托租下了一套寓所。其妻玛格丽特-奥比耶日·帕雷与一名叫德妮丝·拉韦的女佣常住于此，费雷通常只在周末返家相聚。这处分居两地的家庭自有其惯常的作息规律、期盼的探视，以及免不了的财务怨怼。正是在这些看似琐碎寻常的生活轨迹中，一张阴毒的罗网悄然张开。
1812年2月17日，星期一，德妮丝专程进巴黎寻得费雷。她传话称女主人因两天未见丈夫而怨怼不已，如今抱病在床且家中缺钱。费雷当时囊中羞涩，翻遍周身仅有一枚十五苏的硬币。他将钱悉数交给女佣，并许诺当晚必定回趟皮托。他践诺而行，在天色未黑之前便赶到了皮托寓所，脚程甚至比女佣还快了少许。妻子对他的归来神色冷淡，只是重复抱怨了几句，便吩咐生起炉子。随后，她差遣女佣外出买蜡烛，自己也借故出门，声称要将一条缝补好的裤子送到一个叫勒诺尔芒的人家里。
丈夫独自留在家中——至少他当时以为房内只剩自己一人。苦等良久，未见二人归家，费雷便决定出门迎一迎。刚穿过居室，他便听见一间壁橱的门轴转动声。一名男子骤然从中窜出，迎头便打。费雷在后来的供述中坚称，自己先是凭声音认出了夏尔·奥莫，继而在拼死抵御中摸到了对方戴着的那顶皮毛镶边的便帽。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早有人向他告发，此人与他的妻子暗通款曲。然而在性命相搏的瞬息之间，已容不得去印证昔日的桃色传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阻止对方将自己置于死地。
费雷放声嘶喊，死命挣扎，暴徒伸手去捂他的嘴，他便狠狠一口咬住对方的手掌。凶手继而试图将他活活勒死；据案卷记载，费雷颈间紧紧缠裹的围巾形成了一道屏障，在关键时刻护住了他的喉咙，成了保命的侥幸。凄厉的呼救声终于惊动了房东普托。房东对街坊邻里的流言早有耳闻，当下便武断地认定：必是这老汉又在对妻子施暴。他遂打发妻女前去查看究竟，一名叫默尼耶的邻人亦同行前往。隔着门，他们听见里面有人在哀声求饶；然而邻人开口质问的第一句话，依旧是对费雷的斥责。
门内绝望的回应瞬间击碎了门外的成见。默尼耶猛力推门，门内落了插销。木门被撞开了一道缝隙，但一把卡在下方的铁锤死死抵住了门脚，致使房门无法大开。借着普托太太手中提灯的微光，邻人瞥见一名男子正窜向窗台，翻身遁入苍茫的屋顶瓦垄之间。众人合力再度猛推，终于破门而入。只见费雷满身浴血，蜷跪在一张木搁板之下，他在垂死边缘逃入此处苟延残喘。救援终究是赶到了——但前提是门外的人终于抛下了自以为早已洞悉一切的偏执预判。
彼时，玛格丽特仍在勒诺尔芒家中流连。她曾对外声称丈夫今晚并未回皮托。女佣德妮丝寻到了她，二人随后结伴返家。到了寓所门前，聚集的围观人群告知玛格丽特，重伤的费雷已被送往市长公署。在公署内，头破血流的丈夫当面指控妻子：正是她故意将自己与女佣支开，好给情夫奥莫腾出杀人的空当。玛格丽特当场昏厥。市长随后将这对夫妇带回案发寓所勘验现场，延医为伤者救治，并当场下令将玛格丽特与女佣德妮丝收押入狱。女佣虽负责传话并跑腿，身陷整桩事件的链条之中，但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推定她预先知晓杀局。
从窗口遁逃的凶手显然无法在倾斜的屋顶上久留。几乎在凶手脱逃的同一时刻，一位名叫吉尔贝尔的邻妇提着风灯归家，恰好在自家楼梯平台处与奥莫撞个正着。妇人骇然惊呼，奥莫低声喝令她噤声，随即仓皇隐入夜色。邻妇指认这次撞见是在傍晚六点半。而奥莫逃离后径直赶往叙雷讷，先后在一家假发店和一家酒铺公然露面，并在当地寻得一处过夜之所。次日清晨，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打算随同住处的铁匠一道去做工。此时宪兵队已在全城搜捕，就在2月18日当天，奥莫束手就擒。
搜查人员在其左手上赫然发现了数处牙印以及一处手指创伤。费雷早前曾详述自己曾拼死撕咬凶手的手，而落网凶嫌的双手上，咬痕历历在目。即便如此，奥莫仍抛出了一套不在场证明：他辩称自己早在五点半便已离开皮托，六点左右抵达叙雷讷，七点光景便已歇下。然而吉尔贝尔妇人的证言与这套提早离开的说辞彻底相悖。辩方竭力想要拼凑吻合两个截然冲突的时间节点，终究徒劳无功；而嫌犯躯体上的斑斑伤痕，更将他无可辩驳地钉死在幸存者所描述的生死搏斗现场。
女佣德妮丝亦在审讯中开口招供。她供出了女主人平日里的诛心之论：抱怨丈夫年迈不堪，屡屡提及奥莫，甚至幻想着费雷死后便可与情郎长相厮守。德妮丝还陈述，关押期间，玛格丽特曾严词威胁她，严禁吐露二人的奸情。两名主犯随后出现的供认、翻供与反复推诿，令预审程序一度扑朔迷离。承认私通并不等同于承认谋杀未遂；谁人谋划、谁人筹备、谁人亲自动手行凶，仍是未解的司法核心。女佣吐露的是言语口供，而现场痕迹、过路证人以及搏斗留下的创伤，则构建起了截然相反的坚实证据链。
重罪法庭开庭前夕，奥莫突然要求会见庭长，并在法官面前对案情供认不讳。走上审判席后，他坚守其认罪立场，但竭力辩解称是玛格丽特指使纵容他犯罪，不仅将他灌得酩酊大醉，还将行凶的铁锤塞到了他手中。其辩护律师据此力争，称被告是在遭受心智支配、丧失真正自由意志的状态下行事，以此否认预谋杀人的定性。玛格丽特的辩护律师则由初露峥嵘的年轻才俊梅里卢担任。显然，奥莫的供词绝非单纯的坦白认罪；他在重新分摊罪责，企图借此为自己博得一条生路。而陪审团最终采信了其中的数项情节，却坚决排除了另一点。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闭门合议，陪审团裁定奥莫蓄谋伏击并企图谋杀罪名成立，同时认定其受到外部意志的影响；陪审团裁定玛格丽特为主谋与协助实施的共犯，但严正排除了“铁锤由玛格丽特提供”这一情节。这一细微的剔除看似微不足道，却表明司法审判绝未将一名死囚求生时的脱罪之辞全盘奉为法庭定谳的真相。1812年5月22日，二人双双被判处死刑。最高法院后以审判程序瑕疵为由撤销了原判，将该案发回凡尔赛法庭重审。
7月27日，第二轮审判落下帷幕，法庭再度对二人宣判极刑。史家尚帕尼亚克在其后记录了二犯伏诛受刑的结局，但未载明具体的行刑日期。受害者费雷最终侥幸生还；因此，尽管凶手最终伏法偿命，这宗档案自始至终是一桩谋杀未遂案。它更永远凝固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警示：一个人的呼救声，在真正被听懂之前，竟曾被世人如何荒诞地误读。那些奔赴门前的邻人们，起初只是带着脑海中先入为主的流言臆测；而他们真正救下这具濒死身躯的瞬间，恰恰是他们终于决定摒弃陈见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