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7年2月7日夜十时半许，克里斯托弗·鲁普雷希特步出那座被唤作“地狱”的酒肆二楼雅间。方才，一名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叩响门铃，探询他是否在座；客栈掌柜遂将口信传至楼上。鲁普雷希特闻言即刻起身下楼。未及一分钟，留在楼上的酒客便听闻一阵压抑的呻吟，众人仓皇奔至门厅，只见老金匠已倒卧门扉旁。他气若游丝地呢喃道，有个“恶棍”用斧头劈了他，旋即又反复低语：“我女儿，我女儿……”待其女闻讯赶至榻前，他已目不识人。
这番最初的指认，将缉凶的方向引向了城中的伐木工人，却也令案情彻底陷入歧途。在法学家费尔巴哈的记述中，法庭不得不艰难地甄别诸多龃龉：鲁普雷希特因颅脑重创已无法清晰吐字，言辞屡屡自相矛盾，而案发伊始的暴行更无一人亲眼目睹。
案发市镇在卷宗中隐去全名，仅以字母“M.”指代。鲁普雷希特年约六旬至六十五岁，以金银器买卖及放贷食利为生。他目不识丁，亦无记账之习；凡遇立约立据，必假手他人代笔。他生前与数名亲邻结怨，其女婿——皮货商比林格亦早已与他断绝往来。凡此种种人际罅隙看似皆构成作案动机，却无一足以指认究竟何人将他诱出了酒肆。
那座客栈距其寓所不足五十米，横卧于一条幽暗逼仄的死巷尽头。费尔巴哈依据尸身伏卧方位、伤口着力角度及门斗建筑构造，推演了伏击过程：据其推断，凶徒当是隐伏于门侧暗影中的石凳之上，待鲁普雷希特启门寻访之际猝然发难。遇袭者中创后踉跄折返一步，遂栽倒于门道内侧。此说纯系案情推演，并非目击实证——夜访之人身份成谜，亦无过路行客曾瞥见其踪影。
法庭验尸官断定，创口系由沉重锋利之器具所致，极似训练有素者挥舞军刀留下的劈痕。鲁普雷希特本人却坚称那是“斧头”。然而，他遗落的便帽上留有一道裂痕，其创口延展之长，远甚于随后查扣的小板斧刃口。伤痕深浅与器械形制之间的显见落差，本该遏止盲目的裁断；然而死者吐露的“斧头”二字，终究促使审讯官传唤了全城名为施密特的伐木工人。
2月8日，鲁普雷希特神志稍显回光，勉力回应法官提讯。当被问及“行凶者为何人”时，他吐出了“施密特”一名，继而指认其营生为“伐木工”。他先是圈定一处街区，旋即又改口为另一处。法官命书记官悉数笔录其言，并饬令一名警吏昼夜守候榻旁，以期捕获新的遗言。然而伤者言语已难成句。翌日，历经开颅手术后，他喉中仍反复咕哝着“施密特”与“伐木工”，却始终无法厘清自己指涉的究竟是何人。2月11日，老金匠溘然长逝，终未留下一份完备的供词。
三名嫌疑人随即遭到拘押：其一为亚伯拉罕·施密特，此人家境贫寒，曾因替他人运载盗窃之菜蔬而获罪服刑；其二为约翰·加布里埃尔·施密特，人称“大施密特”；其三为后者的同母异父兄弟埃哈德·迪灵格，外号“小施密特”。后二人早年曾与鲁普雷希特有所往来。至于亚伯拉罕，当他被押解至垂死者床榻前时，神色仓皇失措。他起初坚称素不相识，继而脱口唤出老金匠的名姓，末了又赌咒发誓称平生从未谋面。其不在场证明亦破绽百出，于自身及妻子归家之时刻，言辞三度更易。
搜查人员随后在其斧刃近旁勘验出血痕，嫌疑似乎骤然坐实。然而，司法检验比对了该工具与便帽破口及颅脑创痕的尺寸。其刃身过窄，绝无可能造成便帽上那道极长的断口。亚伯拉罕辩解称，血迹源自其皲裂渗血之手掌。血渍恰紧邻刃口，起初看似击碎了其自辩，直至众人查明他乃是左撇子，操斧时向来以右手紧握木柄近铁箍处，方释其疑。
后续查证进一步瓦解了控罪之链。酒肆掌柜未能指认出施密特之语声——掌柜清晰记得门外来人声音尖细、近乎妇人，而这名伐木工则嗓音粗粝喑哑。亚伯拉罕的岳母与妻子均证实他当晚滞留于母家削制木栓，随后携幼子归寝。二人虽因家无钟表且妻子送夫后折返母室，而在时辰陈述上略有出入，但一名邻妇证实，次日清晨向亚伯拉罕通报凶讯时，他甚至不知鲁普雷希特是何方神圣。他在病榻前的犹疑惊惧，起初被主审官视作心虚之证，实则与邻里口中其生性怯懦、听力欠佳且遇严词逼问便语塞失措的秉性完全吻合。法庭遂将其开释。
约翰·加布里埃尔与迪灵格随后亦受过堂盘诘；与此同时，曾与鲁普雷希特对簿公堂的两位坊正弗里德曼与格茨亦被列入甄别名单。夙怨看似构成了充足的作案动机：老金匠曾诬指格茨断事不公，遭判处当面谢罪。然而鲁普雷希特弥留之际曾亲口否认遭坊正袭击；人证证实格茨案发时置身另一家酒馆，邻里亦交口称赞二人行事谨饬。多名证人证实迪灵格当晚足不出户，而寓所内毫无夜半动静，亦排除了“大施密特”趁夜潜出的可能。至于居于城郊的另外两名施密特姓伐木工，讯问亦是一无所获。
疑云最终落向死者家门。鲁普雷希特在闻及“女儿”一词时虽曾唤其名，但他即便平日偶染小恙，亦常作此呼号。然而，部分见证者认为其女获悉凶讯后神色过于沉静，且甫一抵埗便索取其父寓所钥匙。亦有人证解释称，此举系遵从医官防范宵小趁乱行窃之告诫，提前开锁归整居所。她虽极力咬定凶手必是“大施密特”，但垂危之父确曾含混吐露此名。档案中尚提及遗产纠葛：鲁普雷希特生前急于订立遗嘱，意在保全家财不受女婿侵吞；其女与比林格反目已久，若老父未立遗嘱暴毙，她势必失却这道法律藩篱。
至于皮货商比林格本人，绝无可能是行凶之徒。他当夜流连于“金鱼”酒馆直至十时一刻，抵家已近十时半；其私邸距案发之“地狱”客栈相去一公里有余。司法官的怀疑旋即转向驻防团的三名号手，其中一人尚欠鲁普雷希特债项。然而三人供词严丝合缝，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二人留宿兵营，第三人则在酒肆逗留至深夜十一时方才前往驻军医所。
同日下午曾现身鲁普雷希特内室的两名男子，亦被证实是一场虚惊。二人实系军团裁缝与一名鞋匠；前者以呢绒质押借得六百弗罗林，为期三月，并立下六百五十弗罗林之字据，鞋匠仅为画押见证之人。鲁普雷希特生前坚辞旁人、意欲私下密晤的“两位绅士”，就此剥离了神秘的凶嫌外衣。
法医勘验的一处关键机锋，最终未能化为侦破之锁钥。医官早先曾断言凶器系属军刀。费尔巴哈痛切指出，倘若案发次日清晨即行严查驻军与市民自卫军之佩械，真相或可大白。然而司法勘查介入过迟，贻误机先，法官同侪更将此议断然否决——彼等早已先入为主，深信凶器必是斧凿。待嫌疑众人悉数洗冤释褐，卷宗遂束之高阁。1828年，案发十余载后，费尔巴哈在按语中喟叹：鲁普雷希特之死，终成千古悬案。那些从未落于纸墨的账目与深埋脑际的债人名姓，已随亡魂湮灭于尘土；而当年叩响死巷门铃的幽影，法庭穷尽刑名之力，亦未能辨其面目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