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瑙莫夫造访科马罗夫斯基伯爵位于威尼斯的府邸。主人开门迎客；未发一言，昔日挚友便拔出左轮手枪，朝其腹部连开四枪。伯爵强忍剧痛问其缘由，四日后不治身亡。瑙莫夫对开枪之事供认不讳。然而，此后数周令威尼斯陪审团苦思不解的，绝非仅是那只扣动扳机的手。究竟是谁拟就了电报、将这名俄国青年推向凶途，抑或是事发后妄图将罪责诿过他人？一个人的意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人所操弄？雨果·弗里德兰德于1911年出版的这场审判纪略，乃是一份后见之明的文献，虽详载庭辩细末，却充斥着主观断语与臆测。读之当紧随供词本末，万不可将其笔下的人物面谱奉为信史。
据弗里德兰德所载，瑙莫夫于1907年9月3日抵威尼斯，次日便向伯爵行凶。案卷记载四枚弹头击中腹部。科马罗夫斯基并未当场殒命，经救治后于四日后气绝。瑙莫夫潜逃至维罗纳落网，旋即招供。口供虽坐实了行凶事实，却未解开共犯勾结与深层图谋的疑云。弗里德兰德将该案置于债务泥潭、联姻图谋与利益纠葛的背景之中，然此等动机，无一不是透过各被告人截然对立的辩词及诉讼各方的推演而呈露。
1910年3月4日，法庭于威尼斯开审，庭审历时近三月之久。四人立于被告席：瑙莫夫、穆拉·塔尔诺夫斯卡伯爵夫人、普里卢科夫以及爱丽丝·佩里耶。公众原以为将目睹一场离奇如小说的浮华惨剧，法庭之上呈现的，却是数名生死攸关的男女所编织的抵牾之词；而被害人的阴魂已无法驳斥针对其生前名誉的非难，亦无法辨析周遭之人被附会的叵测居心。
瑙莫夫对行凶供认不讳，却辩称自己在意念上并非独自行事。他提及受人左右、种种许诺，以及一封署有科马罗夫斯基之名、催逼其下手的电报。普里卢科夫则反指杀机全由塔尔诺夫斯卡一手策划，称该电报仅是谋划的工具之一。塔尔诺夫斯卡断然否认此种构陷，并提出了自己的时间线：她声称伯爵曾于奥廖尔将瑙莫夫引荐予她，并陈述了二人其后的交往。然而，正如弗里德兰德所记录，其供词并未洗脱其共谋嫌疑：她承认曾致电普里卢科夫，嘱其设法促使瑙莫夫行凶，随后又在莫斯科就刺杀手段作了周密指授。她辩称此举全系遵照普里卢科夫的意志，首谋实为后者，且自己直至最后一刻仍以为瑙莫夫不至铤而走险。二人各执一词，首谋归属之争，并未因各自供认的局部行径而真相大白。
是以，断难将其中任何一方的陈词奉为不易之论。瑙莫夫既已开枪，自当设法减轻己责；普里卢科夫与塔尔诺夫斯卡亦各有其利害，必欲将发轫之恶名推诿于对方。书信、电报与私会，皆被列为待决之痕迹加以勘对，但弗里德兰德的纪略，绝不容许后人依凭某种便宜的心理解读去抹煞这些矛盾。我们所能断言者甚为有限，正因其审慎，方显其确凿：凶手承认开枪；另两名被告互指对方策划或指使；而陪审团之责，则在于甄别共谋参与、预谋性质与罪责轻重之别。
除上述关窍外，庭上又横生一枝节，这在命案审理中向来举足轻重：伤者之死，究竟纯系枪伤所致，抑或医疗处置亦促成了这般结局？医家就手术过程、缝线裂开及腹膜炎救治等节提出了相互对立的鉴定意见。部分医者认为外科处置反致伤情恶化；另一些人则坚称腹部重创本属致命，术者处置绝非决定性死因。纪要呈递了医学专家各执己见的激烈论辩，却未将此项争议升华为独立的医学定论。陪审团对“临床诊治是否促成死亡”一节给出了肯定裁决；然此绝不意味着法庭认定医师犯有过失杀人之罪。
针对塔尔诺夫斯卡责任能力的研判，同样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专家们各以精神暗示、歇斯底里及心智减退等说辞立论，余者则力斥其非，或别作他解。弗里德兰德喜好构建界限分明的心理画像，其论断往往远超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其关于性格、女性特质及所谓“意志”的按语，断不可视作病理诊断。然而，部分责任能力缺失的主张在裁决中产生了实效：陪审团最终认定塔尔诺夫斯卡与瑙莫夫承担限制刑事责任，同时裁定其所受控罪名成立。法庭并未认定二人完全丧失责任能力。
庭审至此演变为一场法律定性之争。就瑙莫夫而言，行凶事实业已成立，陪审团须厘清其杀人罪行与责任承担程度；就塔尔诺夫斯卡而言，预谋杀人共犯之罪名成立，但附加了前述限制刑事责任之减免；就普里卢科夫而言，陪审团认定其构成预谋杀人共谋，且未赋予其减轻情节。反之，涉及佩里耶的所有指控均获否定答复：她被当庭开释。切不可将其与其余三人混为一谈，更不可因其曾出入该社交圈，便妄断其知悉这宗判词未予认定的谋杀密谋。
陪审团亦认定，临床救治对伯爵之死起到了促成作用。此点昭示，该案绝非仅仅是瑙莫夫、塔尔诺夫斯卡与普里卢科夫三者供词间的角力。它同样是一场因果关系的博弈：枪伤、诊治、恶化直至气绝，构成了一条专家们难以异口同声阐明的链条。这一结论虽丝毫未动摇瑙莫夫开枪的事实，却阻断了后人试图以单一医学机制草率概括死因的可能。
当年付梓的各家纪要，在刑期记载上亦见歧异。在1911年出版的章节中，弗里德兰德载明瑙莫夫被判处三年半徒刑，塔尔诺夫斯卡获刑八年半，普里卢科夫领刑十年；佩里耶宣告无罪。然而，《旁观者》杂志1910年5月28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却记载为：瑙莫夫获刑三年零一个月，塔尔诺夫斯卡获刑八年零四个月，普里卢科夫仍为十年。彼时另有电讯将前两项刑期概称为三年与八年整。此等抵牾不可强行弥合：正因未见原始判决底本，具体刑期只得存疑，而佩里耶之无罪及普里卢科夫之十年刑期，在所考诸刊物中均无二致。
此类出入绝非可凭臆断修补之细枝末节。它提醒后人，即便在庭审后不久刊印的审判记述，亦难免掺杂传抄之讹、约数之差或撮述之失。弗里德兰德之书对于梳理讯问次第、鉴定程序与庭辩交锋固然极具文献价值，但其本身绝不能等同于终审判词的法定公卷。同理，限制责任能力的司法裁定，亦未曾终结报刊所附会的种种隐秘意志操控之疑团。它仅是司法机制对陪审团设问所给出的制度性答复，绝非洞彻众人内心深处的全知之镜。
庭审就此落下帷幕，但其所牵扯出的疑问并未随之平息。瑙莫夫扣动扳机且认罪伏法，陪审团定其罪愆；塔尔诺夫斯卡与普里卢科夫亦各按其定罪裁处，唯佩里耶一身清白走出法庭。然而谋乱之初谋，仍湮没于涉案者彼此攻讦的辩白之中；关于那场死亡，医者亦未能道出统一的定论。在这宗旧案里，历史档案并未赐予后人一把能一举洞穿所有幽微良知的钥匙：它所留存的，唯有各怀利害的说辞、针锋相对的鉴定，以及一道为这些纷争划定法理界限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