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年7月26日午后，爱德华·杰弗里斯与罗伯特·伍德科克在蓓尔美尔街尽头的“蓝柱”酒肆共进午餐后一同离开。数小时后，伍德科克便身中剑伤，气绝于切尔西附近的一片荒田之中。随之而来的公堂审判，所关涉者不仅在于究竟何人执刃行凶，更须裁决与杰弗里斯结伴同行的伊丽莎白·福谢尔，究竟是这桩命案的同谋共犯，抑或当真如她所言，直到事发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惨剧的降临。
两人在午间一点至两点间用罢餐食，随即分道扬镳。杰弗里斯径直前往圣马丁巷福谢尔的寓所，随后有人见二人结伴朝公园走去。直至午后晚些时候，他们方在切尔西的“柴郡干酪”酒馆再次露面。案卷典籍未曾铺叙那顿午膳的底细，亦未细究他们与伍德科克之间究竟有何利益纠葛；其着墨之处，全在于起落的时辰、辗转的行踪，以及目击者自称所见的诸般细节。然而，在离开第一间客栈与重现于后一处酒肆之间，按控方的指控，曾横生出一场猝不及防的口角，随即化作无可挽回的致命一击。
一名年幼的证人陈述道，约莫午后四点，他正与另一名男童在切尔西附近的田野间嬉戏。他望见杰弗里斯与伍德科克并肩朝大路走去，二人一路争吵不休。杰弗里斯破口辱骂；伍德科克则反唇相讥，警告对方休要信口诬蔑。就在此刻，这名男童目睹杰弗里斯拔出了佩剑。伍德科克是个左撇子，尚未来得及拔剑自卫，便已中剑倒地，当场殒命。
据该证人所言，杰弗里斯随后拔出伍德科克的佩剑，抹上创口中涌出的鲜血，又将此剑压在死者身下，意欲伪造出自戕之象；继而，他搜翻了死者的衣袋，掏出某件物什，便拔足朝切尔西方向狂奔。两名男童尾随其后；杰弗里斯在半途折断了自己的佩剑，藏入斗篷之下。待他转身厉声恫吓时，两名男童才吓得折返。另一名男童亦证实了案发经过的大体情形。他们的证词勾勒出了极其明晰的作案链条；然而，司法档案中既未记明自死者袋中所取之物究竟为何，亦未能证明两个稚子当真知晓那场致命争执的由头。
据男童指认，伊丽莎白·福谢尔当时正立于公园的砖墙旁。行刺之后，她曾穿过田野朝尸首走来，但一见两个孩童，便匆匆退去。其余证人则供称，她随后与杰弗里斯现身于“柴郡干酪”酒馆，抵店时约为四点半，直至近六点方才离去。仅凭此番密会，尚不足以坐实她参与了血案；但在控方眼中，她在凶案田垄边的形迹，加之其寓所内搜出的赃物，皆成了无可辩驳的佐证。
当旁人告知福谢尔，与她同行的男子已横尸圣马丁墓地时，她惊呼失色道：“当真是他？”亲眼验视尸身之后，她更苦苦恳求众人切莫张扬。及至差役登门拿办，她竟将自己反锁在卧房之内，直至官差扬言破门，方才战战兢兢地开启房门。差役在其抽屉中搜获了一只钱袋与三枚戒指，经指认皆属伍德科克之遗物。案卷中并未阐明这些财物究竟如何流入其室，亦未记叙福谢尔是否确知此乃死者之物。
杰弗里斯矢口否认行凶，坚称案发之时自己身在别处。他传召多名证人以佐证其不在场证明，然而诸证人关于时辰的供述却自相抵牾，破绽百出。陪审团最终裁定其谋杀罪名成立，福谢尔则被宣告无罪开释。
据博罗所辑，杰弗里斯在被押往泰伯恩刑场的半途，忽闻得一道缓刑手谕，死期得以暂时延后。这片刻的喘息使他尚存一线生机，得以在狱中向司铎忏悔，并与福谢尔暗中传信。然而缓刑终究未能推翻原判，杰弗里斯最终仍难逃绞架之运。汇编者在九月份所记的诸般日期前后抵牾，令后世史家难以确切考订其定罪与伏诛之间的确凿时日。
临刑之前，杰弗里斯留下一份生平供状。自陈年约四十一岁，生于威尔特郡迪韦齐斯附近，出身清白门第，早年于伦敦习律。他坦承曾对发妻不忠不义，沉溺于声色放浪；又称奢靡无度的用度迫使他在行状执业中徇私枉法，但他坚称自己当时自以为是在为当事人尽心效力，而不问其讼端之曲直是非。然而，这份临终陈白对杀人之罪却避而不谈。在绞架之下，他再度断然否认曾犯下谋杀，并宣称自己已心怀坦荡，对仇怨释怀而去。
杰弗里斯伏法之后，福谢尔于10月15日致信监狱司铎。信中详述了当日奔赴切尔西的经过：他们穿过公园与桑树园，杰弗里斯曾提议折回馆舍，在柜台处寻个托词逗留；行近荒田时，杰弗里斯称前方有一位友人在等候，嘱她独自先行。她行至距切尔西尚有两畦田地之处，杰弗里斯方气喘吁吁地追赶上来。她见其神色慌乱，便探问是否与那人起了争执。杰弗里斯答称二人动了口角，自己不过“轻轻刺了他一下”。她自言当时满心企盼对方未受重创，而杰弗里斯亦答称并无大碍。
福谢尔在信中辩解称，抵店之后，杰弗里斯将佩剑、冠帽与皮手套置于案几上便抽身离室。她乘机拔剑出鞘查看——信中写道，剑刃既无半点血痕，亦未曾见折损。此说与两名男童的证词针锋相对，然而该信写于行刑之后，终究未曾列为公堂之上的呈堂对质之证。信中亦披露了二人日后在狱中的私语：杰弗里斯断然否认曾拔出伍德科克的佩剑，更坚称自己从未折断过兵刃。当福谢尔追问他是否早有杀心时，他却缄口不言；他更极力央求福谢尔切莫在人前走漏他中途离队之隐情，直言一旦败露，他重获赦宥的最后机缘必将化为泡影。
福谢尔的书信并未能为这桩命案提供颠扑不破的定论。她虽推想杰弗里斯曾向伍德科克勒索钱财，且死者的断然拒绝可能正是那场杀戮的导火索，但她并未将此断为确凿的口供。信中触及更多的，是杰弗里斯的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以及他对能否延缓受刑的深沉惶恐。在公堂上，她侥幸洗脱罪责；而在杰弗里斯伏诛后，她的尺牍虽平添了几分诡谲的隐情，却终究未能廓清全部的疑云。伍德科克已归黄泉，杰弗里斯至死拒不认罪，而那名曾与他同行的妇人所吐露的这番言辞，再也无法在审判席前与亡者当面对质。
福谢尔在信尾附了一则附笔。信称杰弗里斯曾向奥蒙德公爵呈递申冤状，并指望一位深具门路之人能在女王御前代为说情周旋。福谢尔料想此人正是兰伯恩夫人——即那名作证男童的生母。由此，在这封迟来的信笺中，死囚最后的生机，竟寄托于指控证人的门庭之中。福谢尔亦坦承，自己此前确曾隐匿了部分实情：她自忖直言相告既不能令伍德科克起死回生，反倒会断送杰弗里斯仅存的活路。唯有当那一线生机彻底灰飞烟灭之时，她才终于提笔落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