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1月5日，在第戎，德·莫朗伯爵夫人与其外祖父布瓦芬先生一同走出其代理律师的公馆。伯爵早已手持左轮手枪伫立街头。他径直向玛尔塔连开两枪。夫人见机俯身躲避，未被击中；舍身护孙的外祖父却胸口中弹。法庭之上，布瓦芬陈述称，第一枪响后他曾上前试图夺下伯爵的枪械，紧接着第二枪便击中了他。伯爵旋即被捕。这起血案看似发端于瞬息之间；然而欲解其暴烈之由，必须溯及那段在夫妻二人各自口中皆被斥为对方过错的联姻。
罗杰·德·莫朗此前便曾与司法机关打过交道。案发前一年，他曾投奔一家名为“比雷与苏布里”的中介机构，该所声称只要斥以重金便可谋得头衔与官职。伯爵此前辞去了副省长之职，意欲重返公职。该机构一面收受了他一万七千法郎并许以任命之诺，一面却私下获悉他绝无可能获聘。当这批掮客因诈骗罪被起诉时，伯爵辩称自己不过是出于好奇出资，并不轻信其门路。《新皮塔瓦尔》案卷将这段前科收录在案；但这并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用以证明其在第戎受审时所涉的谋杀企图。
1884年，伯爵迎娶了巴黎一位药剂师的千金玛尔塔·尚托。女方当时许下的嫁妆高达三十万法郎，外加其父允诺的年金。伯爵位于第戎附近的蒂尔塞城堡早已债台高筑，抵押累累；一场门当户对且多金的婚姻本可助他维系门第与产业。婚礼办得极尽奢华。然而短短数周后，夫妻二人便已分居析产。
每逢开庭审理，二人对这桩结合的陈述皆大相径庭。伯爵指控妻子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并不无影射地贬损其社交行径，法庭对此类供词审慎推求。玛尔塔则坚称丈夫酗酒成性、肆意虐待，并强行将其带入她不愿涉足的声色场所。包括女方父母及仆役在内的数名证人出庭指证其家庭暴行；伯爵一方的亲友则极力赞美其慷慨仗义，断然否认其有酗酒恶习。十九世纪的纪事官往往沿袭诉状中粗暴攻讦的措辞。历史记述理应辨明各方证言之出处：纵有千般夫妻龃龉，亦断不能成为蓄谋开枪行凶的借口。
玛尔塔随后返回娘家并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庭裁定二人暂时分居；伯爵须向其支付赡养年金，且城堡亦被查封贴上封条，以保全妻子对嫁妆的合法权益。伯爵对此怒不可遏，声称祖产门楣蒙受亵渎。他屡次要求妻子重归家庭，女方却坚决推进司法程序。与此同时，他公然构陷妻子品行败坏。在重罪法庭的审理中，审判长指出，有关女方操守的司法调查已彻底推翻了这些攻讦；其身边的数名证人亦证实了其端良声誉。尽管离婚民事案卷与左轮枪击刑案彼此独立，法庭却绝不能对伯爵曾发出的暴力恫吓等闲视之。
第戎街头的狭路相逢并非夫妻刻意相约。案发前夕，玛尔塔在布瓦芬陪同下抵城咨询律师；伯爵恰好也专程前来与自己的代理律师会晤。两名律师的公馆隔街相望。旅店老板深知二人过节，特意向彼此隐瞒行踪，以防在其店中闹出骚乱。11月5日清晨，玛尔塔步入律师寓所。伯爵瞥见门前停泊的马车，向车夫探询后得知妻子就在楼内。他遂埋伏在侧，静待她现身。
据目击者称，伯爵横步拦住去路，逼问二人纠纷究竟如何了断。布瓦芬试图将其推开。伯爵当即拔出手枪连发两弹。玛尔塔应声俯身规避；其外祖父却中弹倒地。老人颓然仆地，随后被紧急送医急救。伤势极为凶险，一颗铅弹滞留在体内。一名巡警当场将伯爵制服逮捕。有目击者回忆称，伯爵曾辩解自己并未意图杀妻；巡警则未证实此言。伯爵本人坚称，他当时已偏移枪口，第二枪纯属走火意外。
庭审期间，伯爵承认自己蓄意守候玛尔塔，但矢口否认存有杀人之心。他声称妻子的一记轻蔑目光将其激怒，自己未及思索便伸手摸枪，且随后已放弃瞄准。造枪械师的证言则彻底驳斥了此种说辞：依其鉴定，该枪机械结构必须施加相当力道扣动扳机方能击发。布瓦芬陈述道，第一发子弹射出后，他上前意欲夺下这名挂名外孙女婿的枪械；就在此刻，第二发子弹击中了他。伯爵夫人描述的情形如出一辙，至于她仓皇逃入律师宅内后的情状，便无从补充了。
辩方律师竭力渲染伯爵所受的心力交瘁、婚姻中的诸多龃龉以及妻子的弃家出走。辩方坚称手枪系违背其意志意外击发，布瓦芬受伤纯属误伤。辩方亦对尚托一家陈述的多起家庭纠纷提出异议。与此相对，检察官将此前的威胁言论、随身佩枪、公馆门前的伏击守候以及枪械师的专业鉴定串联为锁链。玛尔塔的代理律师阐明，其当事人出庭不仅为寻求司法赔偿，更为洗雪清白、捍卫名誉。因此，法庭审理的核心并非这段婚姻幸福与否，而是那两声枪响背后所蕴含的真实主观意志。
陪审团裁定伯爵针对其妻子的蓄谋杀害未遂罪名成立，但并未认定其具有杀害布瓦芬之故意。陪审员准予其获得从轻情节。法庭判处其苦役十年，并判令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赔偿一法郎名誉损失金，将巨额财产纠纷留待民事婚姻诉讼中解决。随后，共和国总统儒勒·格雷维予以减刑，将其刑期降为七年监禁。1887年4月21日，民事法庭以男方施以暴行及辱骂为由，裁定过错全在丈夫，正式判决准予离婚；其对玛尔塔的无端指控全未成立。
这位伯爵曾妄图凭借贵族虚名与累累负债，强行掌控妻子的整个人生，最终化为泡影。判决并未将庭审中的每一句陈词皆奉为铁证，却划出了一条明晰的法理边界。陪审团将针对玛尔塔的主观意图与加诸布瓦芬身上的创伤严格剥离，在嫉妒的借口与意外的说辞面前，坚决认定了蓄意谋害的事实。这场婚姻在民事法庭走向瓦解；那声枪响则在刑事法庭领受惩罚。在这两重司法裁决之间，始终伫立着那位年轻女性的孤影——她的丈夫曾企图迫使她重返牢笼，复以流言诽谤逼其噤声，直至最后，持枪守候在她求助律师的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