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克博尔赛姆，罗伯特·弗洛肯医生为米夏埃尔·马蒂斯看诊已有多年。他熟知这户人家的门第底细、病者的起居癖性，以及常年出入其间的各色人等。1887年10月31日，他为马蒂斯开具了一剂口服药汤与一剂外用擦剂。开方之际，笔下偶失，竟将一百五十克溶剂中应配入的秋水仙浸膏误书为两克。他原本意欲开具的是秋水仙酊剂——后者的制法与浸膏悬殊，药力亦微弱得多。日后对薄公堂，他坦承了这桩笔误。然而在那一天，尚无一人料及，正是这行潦草的墨迹，将把两个原本安宁的家庭、一名医者与一间药房，彻底拖入命运的深渊。
坐落于斯特拉斯堡的迈森药房照方配制了药剂。马蒂斯遵嘱服药，每隔约两小时进服一匙，连服三匙。未几，剧烈的呕吐与腹泻便接踵而至。11月1日清晨，弗洛肯登门复诊。他审视了病患的情状，径自取过药瓶，撕去其上的标签，将残存的药液倾倒一空。他冲洗了空玻璃瓶，随后命人另配一剂药汤。当年的司法纪要中，并未见他向病家吐露半字过失，亦无延请同道接手救治之举。马蒂斯的气力愈发衰竭，次日清晨，在医生离去仅半小时后，便溘然长逝。
死亡证明上并未提及秋水仙中毒之名。依据不同情形及受咨医生的各异判断，死因被含混归咎于心疾、肠患抑或肾竭。遗体随后被掘出验尸。病理剖验未能检视出任何足以定案的解剖学器质病变，化学分析亦未曾测出秋水仙碱的踪迹。然而，在司法推官眼中，化验结果未能检出毒迹并不意味着案卷可以草草归档；相反，它令药量之多寡、发病之症候以及医者事后的言行举止，变得愈发疑窦丛生、刻不容缓。
斯特拉斯堡的客栈掌柜赫尔特，此前亦从弗洛肯处接得了一纸极相仿的处方。10月31日，他按量进服了三剂，随即陷入剧烈的脏腑绞痛。医生虽数度登门，左右亦竭力照拂，但其病势仍不可逆转地急转直下。11月3日，赫尔特气绝身亡。其遗孀当时对马蒂斯的遭遇尚一无所知，只是一心向医馆索要关于处方成分的合理解释。及至翻阅报端，她惊悉弗洛肯笔下的另一名病患亦已暴毙。她当即严词索要原方，誓要查明药瓶中所纳何物。两桩此前因门牌殊异、素不相识而彼此隔绝的死亡，自此交汇于同一间药房的柜台之前。
检察官于11月3日接获马蒂斯一案的呈报。在对弗洛肯及药房业主格赖纳展开讯问之际，另一件至关紧要之物迅速浮出水面：药房的处方登记底册。就在事发当晚，格赖纳便急发学徒雅各布·安德烈斯出门，采买回一本簇新的账册。翌日，药房调剂师阿尔弗雷德·沃尔夫在崭新的册页上疾书腾抄，借由重构日期与名目，伪造出一份足以为防线开脱的处方记录。赫尔特的原方被付之一炬；而马蒂斯那纸早已被弗洛肯抽身带走的原方，亦不知所踪。旧登记底册的前后书页，同样被撕扯得荡然无存。
一干人等起初矢口否认。然而，纸行掌柜却在自家的流水账上，分毫不差地记下了那本新底册的交易明细。这抹残留的墨迹，顺藤摸瓜将推官们重新引回了药房深处。沃尔夫与安德烈斯心理防线崩溃，相继供认了各自串供移花接木的情由；唯独格赖纳负隅顽抗良久，方才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在这场审讯中，众口供词的递嬗变易，其分量丝毫不逊于那本失踪的旧账册。每一次狡狯的抵赖，都迫使司法官严密复盘时序、登门节点，以及涉案者在窥破杀机降临后所作出的种种决断。
弗洛肯的供述亦几度推翻重来。他辩称，自己是在10月31日晚间十点左右查验药房底册时，才猛然省悟铸成大错。格赖纳与药剂师施密特则坚称，弗洛肯当夜亲临药房，面色仓皇地坦白自己误开了秋水仙浸膏。然而，对于这一致命笔误究竟发生过几遭，弗洛肯闪烁其词：他当庭仅认下两起，可坊间证词却隐隐指向他曾提及过三纸错方。那神秘的第三纸处方终究成谜。公审席上，审判长就潜在的第三名病患严厉诘问，弗洛肯坚决否认，司法程序亦未能将这条线索坐实为铁证。
因两纸原始处方皆已化作灰烬，调查官唯有凭借残缺的证词去推演药剂的真实剂量。口供显示，马蒂斯与赫尔特服药的时辰虽有先后，但皆落在弗洛肯发觉自己铸错的同一时间罅隙之内。空药瓶、标签纸与药房存底，本该是串联每一剂汤药与配方的铁证；如今，这批物证却已大半被冲洗、倾覆或销毁殆尽。随着器物证据的相继湮灭，医生历次登门的时辰在天平上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千钧之重：究竟何人知晓内情？知于何日何时？彼时彼刻，又有谁尚有一线生机去叫停服药、警示病家？法庭唯有在一团由死后翻供与自保谎言交织而成的迷雾中，勉力厘清医者的真实行止。
一个更为诛心的问题横亘在众人心头：当弗洛肯终于看清自己的笔误后，何以未曾遣人火速拦截赫尔特？他自我辩解称，察觉之时悔之已晚，且当时未能料及药力的凶险程度。然而，药房证人的口供却言之凿凿：医生登门的那天深夜，赫尔特尚未将三剂毒药尽数灌入腹中。辩护律师竭力咬定医学界的认知分歧，坚称化验未能测出毒物踪迹便是疑罪从无；控方则针锋相对地驳斥道：评判医德与罪愆，断不可单凭死后尸检的试管沉淀为凭，法庭必须考量的是，当一位通晓医理的执业医师明知自己误将烈性异药以骇人剂量开出之时，其良知与职责究竟应当作何反应。
在1888年5月11日至12日的法庭审理中，出庭的医学泰斗们各执己见，法庭上下俨然沦为学理交锋的战场。施密德贝格教授力陈，汤药中所蕴含的活性成分已百倍于原定酊剂之量，足以引致极严重的剧烈中毒乃至暴毙。斯特拉斯堡本地的法医名宿亦大多附议此论。辩方请出的胡塞曼教授则针锋相对，断言单凭该剂量尚不足以坐实其为唯一致死死因，并对弗洛肯事前能否预见惨剧提出强烈质疑。检验的阴性反应与未见异样的尸检结论，虽令论辩陷入焦灼，却未能阻却法官依凭病患濒死之症候与涉案者种种反常之举，作出常理与良知的裁判。
四名涉案男子最终并立于被告席上。法庭严格甄别了医者的过失与药房众人的刑责。沃尔夫亲手腾抄伪造了底册；格赖纳策划了购买新册并主导了隐匿灭迹；安德烈斯充当了跑腿的爪牙。念及安德烈斯年齿尚轻、涉世未深，且其举动更多出于自保免受牵连的惶恐，法庭最终裁定其无罪开释。鉴于弗洛肯开具有致命笔误的处方，且在察知后弃救治预警之责于不顾，法官以过失致死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沃尔夫因在配制与派发药剂中犯有渎职之失，获刑两个月；格赖纳因包庇隐匿罪证，获刑两周。
在判决理由书中，法庭认定两名死者确系死于该致命药剂。然而，法官并未将这桩严重的开方失误等同于蓄意谋杀投毒，而是极其审慎地划定了职业审慎义务与危难通报职责的罪责边界。格赖纳与沃尔夫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帝国法院于1888年9月27日断然驳回了二人所请。弗洛肯认罪服法。其后，一纸特赦令将其监禁刑减轻为要塞监禁，解往比奇要塞服刑。马蒂斯与赫尔特的家属最终通过民事和解获得了抚恤赔偿。在那间斯特拉斯堡的药房里，一本崭新的底册本是为了抹去一桩见不得光的罪过而购入；殊不知，最终让所有见不得光的勾当昭然若揭的，恰恰是文具铺账簿上那一笔分毫不差的买卖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