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船静泊于格雷夫森德港。理查德·古尔德——卡姆登·佩勒姆在记录中亦称其为阿瑟·尼科尔森——在被宣告谋杀约翰·坦普曼罪名不成立后，本拟乘此船远赴悉尼。陪审团的无罪裁决刚为他洗脱了弑人之罪；一笔来自善意资助的盘缠，更许给他自谋生路的远行契机。然而，正当船锚将起之际，当局悬赏二百英镑缉拿真凶的通告赫然发布。古尔德再度被捕。法庭不得就谋杀罪对他进行二度审判；将他重新押上陪审席的，是一项入室盗窃的指控。
遇害的老人孤身索居于巴恩斯伯里公园旁的波考克荒原，栖身于一栋仅有两间房的矮屋中。他年届七旬，靠在萨默斯镇出租一两处房产维持微薄生计。1840年3月16日，星期一，他走访各房客收租，共得六英镑，大多为银币，另有一枚半镑金币。归家后，他嘱咐邻居兼女佣桑顿太太代购些许日常所需，随后于傍晚六时许闭门歇息。
佩勒姆在记述中将作案动机归结为坦普曼生前吝啬的名声，及其素喜向人炫耀财物的积习。然而编纂者并未引述被告供词以印证此说。这一区分至关重要：记录者乃是在事发后将死者的生前作风与惨案强加联结，而当夜收取的租金与被翻动的钱盒，才是调查卷宗所确证的实证。在矮屋错落的穷街陋巷，一笔租金收入在觊觎者眼中固然数目可观；然而仅凭此点，断不足以推断那个身份未明的夜半来客究竟怀揣何种动机。
次日清晨，桑顿太太的女儿携采买之物登门。她扣门呼唤，坦普曼毫无应答。其母随后透过卧室窗户向内张望，赫然窥见老人倒卧在地。然而，桑顿太太并未立即报官，而是苦等女婿卡普里亚尼归来——此人在萨德勒之井剧场做夜班守卫。卡普里亚尼直至上午十一时方才返家，随即奔赴莫蒂默街，通知死者身为事务律师的孙儿。直至后者亲临现场，警方方才受召介入。
佩勒姆的案后记录描摹了一幅狼藉可怖的景象。老人的双手被反绑于身前，双眼覆有一只染血的长袜；床铺浸透鲜血，抽屉全被撬毁，平日存放钱财的木匣已空空如也。头面部惨烈的伤痕印证了生前遭受的暴虐钝击。起居室的外百叶窗被暴力撬开，一块窗玻璃碎裂；窃贼的手臂恰好可由此伸入，拨开内门的插销。这番勘验为破案勾勒出一条可能的潜入路径与确凿的劫财事实，却仍未能昭示那道跨过门槛的幽影究竟归属于谁。
卡普里亚尼的延误报官首先招致嫌疑。他随即被捕，但数度盘诘排除了其作案嫌疑，终获开释。未几，约翰·贾维斯与玛丽·安·贾维斯夫妇与古尔德一同落网。约翰·贾维斯很快获释；而古尔德与贾维斯太太虽有过从甚密的私交，亦不足以据此羁押后者。审判记录与后续纪事一样，往往将证人证词与记录者强烈的先入之见熔于一炉。因此，后人必须严守陪审团的真实裁断，断不可将立案指控同谋杀定罪混为一谈。
古尔德曾在伦敦东区及伊斯灵顿的几处酒馆充当杂役。他时常寄居在坦普曼邻居艾伦夫妇家中。在4月14日的庭审中，数名证人指称他早先曾谈及某位坐拥资财的老翁，吹嘘在某处抽屉中见过一张五十英镑的钞票，更称有一笔横财几成探囊之物。另有证人作证，称他曾扬言要弄一把万能钥匙和一盏暗纱提灯，去光顾某座孤僻茅舍里的老汉。以上皆系佩勒姆转述的证词；原始档案并未将问答笔录完整收录。
艾伦夫妇向陪审团呈报了案发之夜的行踪。古尔德在晚间八至九点间离家，滴水未进；直至次日凌晨三时左右方才返回。天明之后，他在洗衣房内足足逗留了半个钟头，方才外出，直至傍晚七时再度归来。凶讯传出之际，他竟脱口询问坦普曼是否可能自戕。艾伦先生旋即注意到他换了一双崭新的皮鞋。古尔德辩称系其表兄所赠。其后，警方在洗衣房的横梁暗处搜出一笔赃款，其面额细目，恰与坦普曼自房客处收取的银币完全吻合。
诸般证据看似如山倒，陪审团却裁定古尔德无罪。挤满法庭内外的市井之徒群情激愤。郡治安官只得为其提供庇护，将他安置在康普特拘留所，静待民愤平息。市参议员皮里随后慨然应允，愿以私船送其远渡悉尼。佩勒姆将此举描摹为一场遭恶徒滥用的慈悲善举；但这纯系史官一家之言。卷宗确凿可知的是，古尔德欣然接受，并在格雷夫森德登上了“伊丽莎白号”。
然而，尚未待扬帆起锚，英国官方突然开出二百英镑的巨额悬赏，征求破案线索。奥特韦警长奉命登船查访。古尔德权衡之后答应招供，却提出必须分得一部分赏金，以补偿其失去船票的损失。次日，一纸新签发的拘捕令再次将他收押，此次的罪名是参与洗劫坦普曼宅邸。他被押解至鲍街警署，试图以招供换取人身自由，却遭严词拒绝。5月11日，他遂递交了一份反咬约翰·贾维斯与玛丽·安·贾维斯夫妇的供词。
在这份陈词中，古尔德声称入室行窃系共谋策划，贾维斯亲手备好了一截钻孔的硬木，并同他一道潜入屋内。依其所言，贾维斯猛击坦普曼并将其捆绑，及至老人认出来人，贾维斯又痛下杀手。古尔德声称自己当时夺门而逃。他随后详述了赃款如何隐匿、一盏提灯如何被抛入水池，以及他如何与贾维斯太太一同购买皮靴的始末。此番供词虽在已然阴森的案情上平添了一幕血腥暴行，却绝非一份单纯的认罪书，其意图显然在于将罪责金蝉脱壳转嫁给贾维斯夫妇。
佩勒姆记述称，关于贾维斯夫妇的指控随即被查实纯属伪造，针对二人的嫌疑全不成立。然而，警方循线对提灯与皮靴的搜查，反而在客观上佐证了古尔德参与盗窃的大量细节。此前的谋杀指控已然因无罪判决而告终，司法程序断无可能就同一命案再度加罪。坦普曼的亲族遂另辟蹊径，针对入室盗窃提起了完全独立的诉讼。罪名上的剥离在此处产生了决定性的分野：第二轮审判的裁决，在法理上绝不能推翻首轮审判的效力。
6月22日，古尔德再度站上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控方重新出示了前案证据，并与他新供述的物证交相印证。陪审团最终裁定其破门盗窃罪名成立。帕克男爵在宣判时认定，古尔德涉足谋杀罪责难逃，遂判处其终身流放澳洲。佩勒姆笔下的法官心证，并不能改写前番裁决的法定效力：陪审团先是宣告古尔德脱罪于谋杀，继而依法断定其盗窃有罪。
身陷囹圄之际，古尔德曾密谋与狱友越狱，阴谋旋即败露。及至听到发配流放的新判决，据史载，他向来骄横的神色荡然无存，焦躁失据。历经几番挣扎无果后，他终被押送出洋。历史的记述至此戛然而止。坦普曼在叙事中未曾迎来迟到的复仇与安慰：他永远定格为那位门扉被破、财物遭劫的屈死老人；而夺取他性命的暴行，纵使有主审法官的心证与编纂者的笔诛，终究未能让古尔德在法理上领受十二名陪审员的一纸死刑断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