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街头，庆祝国王翁贝托一世幸免于难的巡游队伍，正穿行于火炬与华灯映照的街巷之中。军乐队吹奏着进行曲，彩旗在敞开的窗扉间交相飘扬，人群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乐音。然而，当队伍行至民族街与奎尔法街交汇的拐角处时，一声巨响骤然撕碎了欢歌。一枚奥尔西尼炸弹在密集的过客中猝然炸裂。巡游队伍瞬间溃散，人群惊恐倒流；但未几，各行会社团便重新整队，继续前行。甚至有数名姗姗来迟的目击者，压根未曾察觉刚刚发生了一场喋血刺杀。
最初的伤亡统计显示两人当场身亡，十一人受伤。膝下育有八名子女的鞋匠斯特凡诺·皮奇尼，与水果摊贩莱奥波尔多·塔法纳里亚，在爆炸数日后便被下葬。随后，又有四名伤者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军职雇员阿道夫·加洛里、工人朱塞佩·瓜斯蒂、年仅六岁的女孩朱丽叶塔·法尔西，以及四岁的幼童普里莫·里奇。原卷章节记载其余伤者均告痊愈；然而，其最终收录的总伤亡人数，却与这最初的逐项清点互有出入。
紧随而来的核心症结显而易见：究竟是谁掷出了炸弹？嫌疑最初落在了奥雷利奥·瓦尼尼与切萨雷·巴塔基身上——前者本是木匠兼机械工，后转行经营酒馆；后者则因政治激进行径早为警方所熟知。搜查人员在瓦尼尼住所搜出了爆炸物构件、雷管与引信。这些物件固然引人起疑，却不足以孤证二人中必有一人向人群投掷了致命器械。侦查人员随即顺藤摸瓜，将司法指控扩大至与佛罗伦萨第一国际圈子有所牵连的九名男子。
起诉书重构了一场由瓦尼尼主持、巴塔基担任记录的秘密会议。据控方指称，参会成员商讨了如何反击国王与王后巡幸期间当局实施的搜捕行动，甚至有人提议以炸弹作为抗议手段。原卷将该次会议的时间定于11月13日，但其记录的年份与其后详述的1878年11月17日刺杀案在时间线上自相矛盾。在缺乏旁证的前提下，后人已无法断定确切年份。除该次会议外，检方还将爆炸当天清晨截获的密谈、搜获的革命文书，以及在他们据点起获的一具坩埚熔炉拼凑在一起，认定这足以构成筹造炸弹的证据链。
最具说服力的物证当属炸弹残骸。两名军工专家勘验了金属破片，辨认出这是一枚以青铜和黄铜铸造的奥尔西尼型炸弹，装药量约为半公斤黑火药。据推断，该枚炸弹系从一定高度掷下，且翻砂铸造手法相当粗糙。然而，专家未能证实警方查扣的一块耐火砖是否即为铸模工具。近代格致刑侦之术查明了凶器的形制，却未能指认那只投掷凶器的臂膀。
1879年春，庭审大幕拉开。九名被告悉数否认参与谋划，并竭力提出不在场证明。记录庭审的编撰者将“第一国际”描摹为一个毫无明确纲领、由贫民苦力拼凑而成的盲动组织，任由图谋颠覆秩序之辈暗中操弄。这番论调实属作者本人的政治臧否，绝非定案定罪之确凿法理。法庭真正需要审理的，是一桩无可辩驳的实情：一枚炸弹在巡游队伍中炸裂，这数名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弑逆谋叛的合谋？
两名报童蒂托·马内利与利博里奥·费迪当庭指证，称曾列席一场商讨在逮捕风潮后向警方投掷炸弹的集会。证人马志尼亦供称，阿杰诺雷·纳塔曾公然叫嚣与其书面抗议，不如诉诸炸药。纳塔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证人则咬定不移。另有证人宣称，涉案党羽均以帽插雉尾为暗记，控方遂将这根野鸡羽毛定性为乱党标号。法官席前充斥着市井工匠的浮言碎语，其中不乏酒后失言的传闻：凡此种种间接听闻，其证力显然良莠不齐。
然而，一段更为脆弱单薄的证言却掀起了波澜。理发师乌利塞·罗梅供称，一位名叫斯卡恰蒂的顾客曾告知目睹巴塔基在爆炸后仓皇逃窜。斯卡恰蒂被传唤出庭时，起初坚称认不出被告，亦无法说明自己当初何以辨识其人。检察官当即要求以伪证罪将其拘押；斯卡恰蒂被带入偏室讯问后重返法庭，改口指认逃跑者确系巴塔基，声称自己当时看清了其侧脸。巴塔基当庭抗议，痛斥司法机关威逼构陷。纪实作者将这番翻供归结为惧怕第一国际的暗杀报复；然而证词出尔反尔乃是不争的事实，本应引发司法审慎。
暗室恐吓亦非仅出自记述者的诛心之论。马志尼与马尔泰利两位证人均陈述收到过署有双匕首交叉图案的索命恐吓信。一名昔日狱友指称，巴塔基曾极力催逼斯卡拉蒂，要求其否认11月17日当晚与自己同处一地，并曾暗中递送字条给嫩乔尼授意串供。另有证人宣称从嫩乔尼之妻口中得知有一桩阴谋，巴塔基、瓦尼尼、孔蒂、斯卡拉蒂与纳塔皆深涉其中，甚至牵涉一名戈麦斯氏。然而此皆属于辗转传闻，卷宗并未提供任何独立的实物旁证来印证上述人名。
对巴塔基指控的收拢，更依赖于其案发后的反常举止。新剧院的几名舞台机械师与经理人作证，称其于次日抵馆时面色惨白、神色惊惶，随后被两名身着斗篷的男子带走。此类蛛丝马迹在法理上固然无法直接推导出弑逆重罪，但法庭将其与密会指证、逃犯侧影等线索相互穿凿附会。至于瓦尼尼，其住所查获的违禁器械使其制造凶器的嫌疑大增；而对纳塔等其余人等，指控则全凭密会上的激扬言论及近邻市井之口传。
狱中线人的供述则激起了另一重司法伦理之争。两名因诈欺罪身陷囹圄的囚徒阿莱西与布尔奇宣称，被告人在羁押期间与他们推心置腹，和盘托出了制造炸弹的机密始末。辩护方当庭提出强烈异议：这两名服刑犯人是否本就是狱方暗插在被告身旁的坐探眼线？历史纪要如实记录了这一抗辩，却未曾给出最终定论。在冰冷的金属弹壳与杂乱的密谋传闻之间，法庭究竟该在何种程度上采信囚徒转述另一帮囚徒之言，亦成难解之题。
及至终审，各被告人名下的证据成色迥然不同。西库泰里与马尔基尼因不在场证明确凿，双双获判无罪。法庭最终裁定其余诸人共谋罪名成立，并认定巴塔基即为掷弹真凶。1879年6月4日，巴塔基被判处无期徒刑，纳塔与斯卡拉蒂各判二十年苦役，瓦尼尼、嫩乔尼、科西与孔蒂四人各处九年监禁。这一司法落槌，并非建立在刑侦技术对真凶手臂的精准勘验之上，而是依托直接目击、辗转传闻、反常迹象以及法官内心确信所拼凑而成的判决。
该部纪实卷宗在篇末饱含义愤地斥责道，这帮狂徒口口声声自诩为民请命，屠刀却挥向了布满妇孺与劳苦平民的无辜人群。然而这股道德义愤掩盖不了文献自身的局限：该纪要既未完整抄录全部诉讼卷宗，亦未详实载明辩护词的幽微法理。即便如此，它依旧生动勾勒出一座名城如何先是将一声巨响演变为全城抓捕的群体猜疑，而司法机关又是如何在九名嫌徒之间权衡切割罪责。长街之上，管乐齐鸣在爆响沉寂后重新奏响；而在法庭深处，循着迷离难辨的供词追索那只投弹之手的勘问，却在历史迷雾中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