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判决敲定了刑名，档案的末行却未曾标明最终的结局。1895年3月庭期，年方二十三岁的埃米·格雷戈里被判定杀害亲生女罪名成立——在法庭卷宗里，这名夭折的幼女被记作弗朗西斯·莫德·斯马特。然而，陪审团力陈情由，恳求法外施仁，认定被告是在极端困顿的折磨下神智失常。随后的死刑被批注为“延期执行”（respited），即暂缓施行。在这两截断语之间，庭审向陪审团次第展现了一幅惨淡图景：一个初时被目为健康的婴儿，一位四处求觅片瓦遮身的母亲，以及数套截然抵牾的死亡陈词。
卷宗的开端始于里士满济贫院。12月12日，女管事伊莎贝尔·普雷斯顿收留了一名自称埃米·斯马特、身怀六甲的未婚女子，入内待产。12月31日，当值护士弗朗西斯·琼斯接生了一个女婴，据其证言，婴儿体格良好。母女二人在院内居留至翌年1月24日。普雷斯顿证实，婴儿离院时依然健壮，母亲系自愿离去，且本可按意愿长期居留。婴儿的一应衣物皆由济贫机构供给。自始，双重现实便交错并存：公共救济成全了分娩并包裹了新生儿的躯体，却未曾为这位母亲走出院门后的生计备下一席之地。
1月25日深夜十点半光景，埃米怀抱婴儿，出现在亚历山大路萨拉·伯里奇的门前，询问何处可寻一间出租屋。伯里奇因家隘而面露迟疑；埃米凄声言道已无处可去，否则只得携幼女露宿街头。女房东终究动了恻隐之心收留了母女。二人盘桓至1月30日周三。那天，母亲抱着孩子出了门，归来时却孑然一身。约莫十日之后，夏洛特·威廉姆斯将婴儿送回了伯里奇处：原来威廉姆斯自埃米出门次日起便代为照看女婴，但母亲迟迟未回接领。卷宗并无证据表明埃米曾向这两位妇人支付过分文酬劳。
两位女房东皆未曾将这名婴儿描摹为长期横遭弃掷的可怜虫。伯里奇见那孩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衣着妥帖、看护周全；在她眼中，埃米是个体贴且充满母爱的女子。威廉姆斯亦供称，女婴胃口颇佳，看似硬朗康健，自己甚至对她生出了依恋之情。然而威廉姆斯断无法长期做白工。她原本应承的看护费为每周五先令；彼时埃米向她泣诉自己几无依靠，全凭替人浆洗缝补勉强糊口。待见生母如泥牛入海，威廉姆斯只得将孩子转交还伯里奇，后者收留照看至2月12日。这些证言拼凑出的绝非稳定的寄宿契约，而是一张由穷苦妇人勉力结成、能撑一时便托一时的飘摇接力网。
2月12日深夜十一点半左右，埃米又敲响了罗利路安·弗伦奇的家门，求租一间带家具的屋子。她自称以洗衣为业，双方议定租金为每周三先令六便士。至于其后的接触，弗伦奇的证词仅提及星期几，未能坐实具体的月令公历：她忆及埃米曾于某个周一晚间带回孩子，周二清晨尚闻啼哭，及至周三母亲携婴外出，晚间再度独自折返。埃米当时托词已将女婴送至某位惠特罗德太太处，称后者能给予更周全的照料。法庭笔录的语焉不详，使这一连串交接化作了无法排定确切日期的模糊虚影。
这个姓氏旋即沦为一处虚设的去向。伊丽莎·惠特罗德出庭作证称，埃米确曾于2月18日找上门来，提出以每周六先令请托照看孩子，但当场遭其拒绝。此前她与埃米素昧平生，此后亦未再谋面。然而埃米的旧识玛丽·普里斯特却向法庭陈述，埃米在2月22日与23日尚对其言之凿凿，称骨肉安顿在惠特罗德太太家中，自己正拟前去探视并筹措乳钱。普里斯特未曾亲见婴儿。这番说辞无从证实孩子的真实去向，仅仅坐实了女婴自庇护屋舍中彻底消失之后，埃米在熟人圈中所编织的搪塞之词。
2月21日清晨，威廉·沃克沿着老鹿苑旁的纤道行走，瞥见沟渠边缘的薄冰上赫然躺着一名婴孩。他未敢触碰尸身，疾步报官。警佐亚当斯赶赴现场，起出一具赤裸的女婴尸体，颈项上紧紧勒着一方白手帕；他随即将尸身移送巡捕房。当天上午接报勘验的马修·加德纳医生推断，死者至少已殒命十二小时，但再难精确断定。验尸结论直指窒息而死，极可能由颈间紧勒的手帕所致。他未见有其他足以致命的病理征象。
同一份检验证实了极端虚弱的枯槁骨相。这名女婴体重仅五磅半，而医官断定同龄婴儿常态下当有七至八磅。其胃肠空匮无物，皮下脂肪几乎消耗殆尽。法医将其干瘪归咎于饥馑，并认可风刀霜剑的冻馁之苦必加速其衰微。在控辩交叉质询中，辩护方就扼喉窒息的物理体征发问，力图探究婴儿是否可能死于饥寒交迫诱发的抽搐痉挛。加德纳断然否定了此说；他声称未曾见过饥寒诱发痉挛致死的先例，并认定外表体征与惊厥猝死全不相符。然而，那份饥肠辘辘的空乏已然烙印在卷宗之中：它无声地印证了被告所辩解的绝粮惨境，并在陪审团力陈从宽发落的建言中占据了沉重的分量。
2月24日，刑警托马斯·霍金斯赶赴春田排屋，向一名妇人核实其是否为格雷戈里太太。妇人颔首认下。霍金斯当即宣布因数日前发现的幼女命案将其拘捕。妇人迟疑片刻，脱口应道：“你们怎会搜得出来？我本该将她远远扔到几英里外去的。”翌日提审宣读控罪时，埃米坚决否认蓄意弑女。她哭诉孩子是活活饿死的，自己因忧惧交加早早断了奶水，手中既无糊口之资，又无立锥之工。这番自白虽非医学定论的死因法证，却构成了她对抗公诉席的核心陈词，亦撕开了她所身陷之赤贫绝境的冰山一角。
控方公诉人传唤了在不同时段将女婴接回家中、并目睹其体魄健壮的众女邻入庭作证；出示了熟识婴儿者对尸身的指认记录，加德纳医生的验尸定论，以及埃米在巡捕房内被记录下的惊人之语。与这些如山铁证并列的，亦有关于她辗转迁徙、身无分文的窘状陈词，以及数名妇人对其母爱流露的真切目击。普里斯特亦出庭证实，埃米对亲生骨肉看似关爱备至。庭审将这种刻骨的赤贫与冷酷的扼杀征象杂糅在一处，平摊在天平之上；唯候陪审团在这两难之间，权衡出刑罚的裁断与慈悲的劝告。
判词的定式展露了这一拉锯。陪审团定谳埃米谋杀罪名成立，却极力建言予以恩赦，痛陈其心智实乃为极度穷蹙的绝境所摧折。这一建言并未推翻有罪判决，亦未抹煞死刑判词的宣读。《老贝利法庭纪要》的卷末仅有一笔冷峻的补白：极刑随后暂缓执行。至于暂缓令下达于何年何月，随之改判何种刑度，卷宗尽付阙如。审判至此留下了两份并置的裁判：国法认定了母亲扼杀亲子的罪愆，陪审团则恳请将她所遭逢的浩劫折算入后继的处置之中。司法档案的笔墨止步于此，却清晰地照见：那一连串借宿的床榻、无法兑现的微薄铜板与转述的口供，究竟如何在法庭的围栏前，化作丈量人间罪责轻重的飘摇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