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于会所内的一纸便笺，令一场家族龃龉演变为举世瞩目之公案。1895年2月18日，昆斯伯里侯爵在阿尔伯马尔会所为奥斯卡·王尔德留下一封便笺，其言辞带有针对其私生活的污辱。王尔德遂决意对留信者提起刑事诽谤之私人起诉。4月3日至5日之庭审，旋即为公诉机关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对王尔德与泰勒提出刑事指控。在夏尔·格罗洛于1906年刊印之记述中，司法程序分两幕徐徐展开：先是试图定罪昆斯伯里之举，继而是对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泰勒之两场审判，而两场审判之结局亦大相径庭。
时间线收束了这一连串事件，却未使之成为必然：便笺留于2月；私人诉讼于3月提起，其开庭期为4月3日至5日；首场刑事诉讼于4月立案审理，第二场审判则于1895年5月20日拉开帷幕。被称作《拉布谢尔修正案》之1885年法令，允许对男性间被定性为“严重猥亵”之行为提起公诉，即便检方未确立其同时提及之更严重罪行亦然。
格罗洛之小册既非官方卷宗，亦非经核准之速记实录。此书虽自称摘自庭审速记，然其序言却对所录事件强加了一种往往充满敌意之道德阐释。务须将此编者声调与司法实体截然区分：即指控、答辩、法官裁定与最终裁决。彼时之侮辱性词句及律法沿用之表述，并不构成普世意义之道德过失；其从属于一套对男性间特定性行为予以刑事惩戒之旧制，彼等行为在法律上被统称为“严重猥亵”。1885年法令已将“严重猥亵”定为轻罪。王尔德正是依此歧视性条款遭到起诉。
司法舞台之初幕，乃王尔德因会所便笺对昆斯伯里提起之刑事诽谤自诉；此诉不可与日后针对王尔德及泰勒之刑事公诉混为一谈。庭审中，侯爵之辩护律师极力证明便笺所载指控确凿属实；为此，辩方传唤证人并出示证物，以揭示王尔德与青年男子之往来。王尔德答复质询，承认存在过往交往、造访、馈赠与书信，然坚决否认强加于己之罪行。该场刑事诽谤诉讼并未就王尔德日后所涉罪名判定其有罪：其裁断核心仅在针对昆斯伯里之私人控告。然而，王尔德在陪审团面前之败诉瞬间逆转了局势。刑事追诉旋即启动。
格罗洛将此转变叙述为王尔德在刑事诽谤自诉中败诉后近乎必然之结果。此种笃定本就带有诠释色彩。诽谤案之审判确使昆斯伯里之辩护方得以传唤相关证词，官方检方自可据此跟进；但这绝非等同于已出具刑事法庭所要求之确凿证据。1906年之记述充斥着作者自身之愤懑，时而将罪名描摹为在巡回审判开庭前便已尘埃落定。然而，王尔德与泰勒随后乃是站在刑事陪审团面前，面对明确罪名，二人均作了无罪抗辩。
4月，王尔德与泰勒在中央刑事法院同案受审。检方将性行为指控与共谋、拉皮条等罪名交织并论。二人皆否认有罪。多名证人详述了会面、留宿、赠礼与往还；辩方则对其可信度、利害关系及证词矛盾处展开严词盘诘。格罗洛亦记述了涉案信件与查扣文书之运用。其虽概述了庭辩要点，但该记述并不允许将证人席上之每句控词仅因其被陈述便视作查证属实之事实。
审判在私隐细节与证据规程之间艰难推进。王尔德之辩护律师坚称部分证言带有私利或不足为信；检方则试图自其他青年男子之陈词及会面之特定背景中搜求佐证。查尔斯法官要求陪审员将各项罪名及支持该罪名之证据分案考量。部分指控因缺乏充分佐证而被检方撤回或遭法庭驳回。此等区分至关重要：在证人叙述中被点名、依某项罪名遭起诉，以及最终被陪审团判定有罪，乃是截然不同之三种法理状态。
评议终了，陪审团未能在核心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法官遂解散陪审团。依法院裁决，共谋罪名予以撤销；针对泰勒之两项罪名亦遭驳回。格罗洛补充称，十二名陪审员中有三人除无罪裁决外绝不作他想。格罗洛将此种票数分布列为传闻信息，而非正文中据实录复制之官方统计；此说理当视为转述。形式裁决更为明晰：因在核心问题上未获一致裁决，审判须重新进行。
在陪审团意见分歧之罪名上未获宣告无罪之情形下，王尔德与泰勒步出法庭。据格罗洛所述，次日王尔德获准保释，其个人签署两千五百镑保释金契据，并由两位担保人各出资一千二百五十镑。此番取保候审并未终结任何事项，仅系候审期间暂止羁押。首届陪审团未能化解之司法悬疑，注定将在另一批陪审员面前再度上演。
5月复审之际，两案实行分案审理。泰勒率先受审。证人证言重现了此前提及之若干场景；质询亦聚焦于信件及当事人间之瓜葛。陪审团判定泰勒在猥亵罪名上有罪，但在拉皮条罪名上未达一致。判决予以延后，直至次日开庭之王尔德案尘埃落定。此一审理顺序关乎要旨：在第二届陪审团就王尔德案裁决前，泰勒已在特定罪名上领受有罪裁定；两场诉讼并非混为一谈之集体判决。
针对王尔德之新起诉书指控其与查尔斯·帕克、阿尔弗雷德·伍德、爱德华·雪莱及若干未具名人士存在违法行为。与泰勒共谋之罪名已遭撤销。王尔德作无罪抗辩。雪莱与其他证人陈述各自版本之经历，辩方则以信件、日期及与被告交往之本质逐一勘验对质。王尔德承认相识彼等男子、与之通信并接受其陪伴，但断然否认所指控之非法勾当。其写予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之信函被当庭诵读并评析。信中言辞虽可滋生嫌疑，但仅凭信函本身，不足以确证起诉书所列每项具体指控。
鉴于必要佐证之匮乏，法官将涉及雪莱之一项罪名从陪审团审议范畴中剔除。法官亦告诫陪审员，切勿将远遁巴黎之道格拉斯之缺席视作不利于王尔德之明证，亦不得评判未出庭之当事人。针对伍德之证词，法官强调某特定节段欠缺旁证，嘱咐陪审团审慎权衡。此番提点并未抹煞其余证言，而是廓清了裁断之职责所在。陪审员须依庭上出示之实证评判受审罪名，而非主观权衡某人之私生活是否合乎礼法体统。
然而最终裁决仍是有罪。法官判处王尔德与泰勒各入狱服苦役两年。格罗洛所记宣判后法庭内爆发之敌意怒号或义愤喧嚣，虽可印证现场气氛之森然，却并未改变所定罪名与刑罚之实质分寸。泰勒乃由独立陪审团判定猥亵罪名成立；王尔德则系于第二场审判之末被定罪。至于首届陪审团，则从未宣告二人无罪：其仅是未能在核心指控上达成一致裁决。
格罗洛之局限史料在判决之后仍未搁笔，一路追踪至王尔德之羁押及死亡。本篇纪事则审慎决意将历史断代收束于审判与刑罚告终之时；此种叙事边界绝非研阅文献本身之缺位。格罗洛未曾向读者提供中立之审视：其于道德上谴责所记之事，津津乐道于名流之社会倾覆，并将法庭论辩敷演为劝诫世人之惨剧。时刻省察此种局限，既非抹杀证词，亦非重写判决，而是洞见司法程序所严加厘清之界线，以及史传编纂所混淆之杂质。
自昆斯伯里之指控被抗辩为属实之刑事诽谤自诉，到意见相左之首届陪审团，再至分别奉召裁断之两度庭审，诸般阶段绝不可混同。案卷昭示了一场诽谤自诉如何反转生出日后制约王尔德之铁证，若干指控如何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除，而其余罪名又是如何依据惩戒男性间所谓“严重猥亵”行为之法令促成最终之定罪。司法已降下判词；而史料汇编则在法庭事实之外，平添了超越庭审实相之社会审判。唯有将二者甄别析读，方能令每一项历史裁决重归其原本之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