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封即便遗落在酒馆的地板上，也本不足以指控任何人。然而，在1889年1月的一个清晨，普雷拉警长俯身拾起的那只信封，上面赫然写着一个足以让警方千里奔袭至圣康坦的名字：富尔让斯·若梅，步兵第87团下士。信封四周，还散落着其余几封信函。地窖口旁，一具女尸颓然横卧，头部遭受过致命的钝击重创。凶徒翻遍了抽屉，掏空了死者的衣袋，随后从容拉下了店铺的卷闸门面。
在圣日耳曼大道134号，这家店铺本该照常开门。正是这一反常的寂静——街区日常节律中极细微的破绽——引来了街坊四邻的疑窦。邻人们惯称这位女店主为“吉隆德大妈”。鲁夫人平日总抱怨买卖惨淡，但旁人皆认定她身底殷实。她开店度日，常为街坊行些举手之劳，更代为传递痴男怨女的情书。因此，店内散落信件原非咄咄怪事。若说凶手竟会愚蠢到遗落姓名，未免太过侥幸；倘若据此轻下断语，又显然有失审慎。
左邻右舍起初各有现成的推断。为了洒扫铺面或跑腿送货，女店主偶尔会雇佣无所事事的流民。想必是她露了白，被这等穷途末路之徒谋财害命。两三名嫌疑人随即遭羁押，旋即又因查无实据被释。贫困固然能招致猜忌，却终究构不成定罪的铁证。
侦缉处处长戈隆将目光投向了这名下士。日后在回忆录中，戈隆亦承认，这个名字当时便对他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引力。他派出一名密探前往驻军核查若梅的行踪。若此人始终未曾离开圣康坦，信封的分量便大打折扣。未几，电报回传：若梅获准四天省亲假，目下身在巴黎。
其生母的住址本是顺藤摸瓜的线索。然而该妇人早已搬迁，探员一路穿行蒙鲁日追踪其落脚处。及至最后的寓所，更令人生疑的真相浮出水面：其母因涉盗窃正身陷囹圄。若梅此前曾来寻母，得知变故后匆匆离去。如此一来，“探母”之由已无法遮掩其在巴黎的终日游荡。
追查在各类出租公寓间紧锣密鼓地展开。在旺夫，有人报告见到了同属一个军团的下士。深夜时分，戈隆破门而入，惊起睡梦中的军汉盘查身份。此人确是若梅的战友，出示证件后证明自己虽与若梅同行返京，却并非嫌疑人本尊。侦缉处长只得折返。军团番号再明确，也算不得直接指证凶嫌的证据。
戈隆甫一回署，一封加急电报已在案头。若梅在假期未满前便已悄然返回圣康坦。但他并未径直回营，而是在一名与其保持私情的情妇——一位洗衣妇的寓所中过夜。戈隆搭乘首班列车疾驰北上。甫抵火车站，留守的密探与一名准尉便向他通报：该下士在归营途中已被缉拿归案。其身上搜出六十二法郎又十生丁的现钞。而在那名少妇家中搜查时，起获了一只皮包、一块金表、一条金链以及若干他刚刚相赠的首饰。
这名年轻士兵被押至长官与司法官员面前。他衣着整洁，神态从容；团长亦称赞他是一贯表现端正的优秀士兵。但哪怕是上官的赞誉，也解释不了重金厚礼的来历。当被问及皮包与钱财时，若梅辩称这是母亲所赐。然而戈隆早已知晓其母身陷囹圄，这一托词顷刻瓦解。
下士随即要求让同僚回避。在场者皆以为他招供在即；孰料他只是不愿让同营士兵知晓生母的窘境。紧接着，他推翻前言，谎称金银来自一位在瓦兹河畔布瓦科隆布结识的贵妇。据他所言，贵妇邀他共赏歌剧，并慷慨相赠这批财物；他之所以坚不吐露名姓，全为顾全对方的名誉与体面。这种风月隐秘的说辞，恰好用来为不明不白的横财粉饰太平。
戈隆亮出了那个信封。若梅当即认出：这是一位勒阿弗尔友人寄予他的信件。至此，这页信纸不再是寻常铺子里代收的名目不详的闲函，下士亲口承认收信人正是自己。警方随即将其押解回巴黎。他唯一惴惴不安的，是害怕戴着手铐在圣康坦示众受辱；戈隆特意批准动用一辆封闭马车押运。这位警长日后认为，正是这一体恤举动，换得了囚徒随后对其展现出的某种信任。
在巴黎停尸房那具冰冷的遗体前，若梅初时依然矢口否认。随后他再度要求私下陈词：他承认参与行窃，但杀人者另有其人。据其坚称，是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搭讪纠集，将他带至这名富裕老妪的店中，行凶后将其与尸首丢在现场。那名神秘的贵妇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真凶。盗窃罪名虽已坐实，杀人凶名却被他全数推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逃犯。
在侦缉处用过一顿便餐后，若梅作出了最终的彻底交代。据戈隆笔录的供状，这是一场深谋远虑的独谋罪案。入伍前，若梅曾在这家杂货铺相邻的食杂店帮佣，常去女店主处帮工跑腿，深知老人独居无依。谋财害命的恶念早已有之；此次请假返京，因无法从狱中母亲处搜刮钱财，旧念复炽，遂决意铤而走险。
他供述自己在旧货摊盗得一把铁锤，在次日入夜后潜行伺机。待到打烊时分，他闪身入店，向女店主道了一声寻常问候，趁其尚未回应便挥锤猛击。随后拉下卷帘门，将奄奄一息的妇人拖往地窖口，连续施以重锤直至其断气。接着便搜刮财物。那赠予情妇的珠宝首饰、金表与掠夺的现款，皆源于这间门扉紧闭、暴行未受半分惊扰的阴暗铺底。
然而行凶之后，遁逃反倒成了煎熬。供词记载，他久久僵坐在店内，屏息倾听门外偶尔掠过的行人足音，惶恐万分。在掏手帕擦汗时，不慎将那只贴身的信封带落，混杂在散落一地的纸页之间。最终他仓皇逃逸，将凶器铁锤掷入塞纳河，赴中央商场饱餐一顿，再投宿旅店。假期将尽之际，他在圣康坦赠予情妇的定情之物，在浑然不觉中拖曳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罪证锁链。
重罪法庭开庭受审之日，其辩护律师不再做翻案企图。大律师亨利·罗贝尔竭力为其争取减刑情节。他陈述其不幸童年、畸形家教与社会恶劣习气的熏染，恳请陪审团将这个青年的个体罪责与暴行本身的残虐区分开来。然而这番雄辩徒劳无功。1889年3月，若梅被判处死刑。
同年5月，他在拉罗凯特监狱伏诛。戈隆在记述中描绘了一个受刑前自行穿戴整肃、与随军司铎平静交谈的死囚。他唯一的哀求是勿将遗体解剖予医学院，临刑前甚至向狱吏一一致谢。这项遗愿最终得以兑现：在伊夫里公墓，前来索领尸骨的医学院代表黯然退去。
在这段案情的尾声，这位老牌侦长留下了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自白。那只作为破案枢纽的关键信封，竟在捕获下士的两天后离奇遗失，下落不明。万幸下士俯首认罪，方使警方的疏漏未成千古之憾。于是一桩看似脉络明晰的惨案，终究留下了两桩耐人寻味的疏失：凶手粗心大意，遗落了自己的姓名地址；追凶者步步为营，却丢弃了指控的源头信物。在这二者之间，一个无辜的孤寡妇人横死空门，而那条连通凶手与尸身的微茫蛛丝，自始至终系于一线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