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廉·索耶案的公堂之上，案情的重心早已偏离了当年枪声乍响之地。陪审团端坐于伦敦法庭；起诉状却将哈丽雅特·加斯凯特之死，定格在葡萄牙王国的里斯本。1815年出版的《每周娱乐者》称案发宅邸位于里斯本附近的马约尔营（Campo Major）；佩勒姆则记为“里斯本的”坎波马约尔（Campo Mayor）；现存的司法判例摘录亦径直记为里斯本。各家记述在日期上亦有龃龉：案卷汇编所收之司法档案定为1814年4月27日，地点为里斯本；本文取此表述为控方之立论基准，无意强行弥合其他文献的参差。
索耶彼时效力于英军军需处，派驻葡萄牙。他与同僚里克德先生同租一宅，后者与哈丽雅特·加斯凯特同居。据诸家所载，索耶与哈丽雅特暗生情愫，里克德由此妒火中烧。这桩三角纠葛见诸辑录者与军官之笔端，然当事人内心的幽微曲折，已无可确考。事发次日各方所签具的文书之中，后续情由便已各执一词。
据佩勒姆所述，4月27日，三人与数名军官共进晚餐。佩勒姆称索耶、哈丽雅特与里克德几未动箸，早早离席。《每周娱乐者》刊载的周报汇编则将此事置于4月17日。依该报所载，当夜在场之人闻得三声手枪脆响；司法通报则记为两声。及至众人赶至花园，哈丽雅特已气绝身亡，索耶身负创伤，尚存一息。
众人将索耶抬入屋内。正当军官们奔走延医之际，他忽抓起一把剃刀自刎其颈，创口未致殒命。翌日，同袍将此变故笔之于书。各方转述之供词宣称，哈丽雅特事先服下了劳丹丸，并央求索耶向其开枪；索耶随后拔枪自戕未遂，复引剃刀割喉。此乃署名供状归咎于索耶之言，然此说仅借由转述之案卷留存至今，且索耶事后的书面答辩对其真实性极力否认。
依佩勒姆之见，文书中索耶承认枪击哈丽雅特的一句话里，曾被人生硬嵌入“我的”（my）一字。这一字之差成了一大机捩——辩方辩称，该自白系在其剧痛难当、无法言语、一心求得片刻安宁之际被强行录下的。报载军官们对索耶当时的心智状态莫衷一是：有人认其神智清明、对答如流；亦有人断言其早已生无可恋，凡递至案前者皆信手画押。同是一纸签名，既可视为认罪供词，亦可被视作一个衰颓至极、浑然不知文书利害之人的盲乱涂抹。
索耶被押解回英格兰，依据特许审判令移送老贝利法庭受审。诸文献多指受审之期为1815年4月7日，《每周娱乐者》则记为4月8日。因喉颈负伤无法清晰启齿，索耶递呈书面答辩，矢口否认曾有伤害哈丽雅特之意。他自言对当夜之记忆模糊错乱，仅隐约记得女方曾流露死志，至若事态如何沦落至此，实茫然不知。他坚称对伤重调养期间所签具之认罪字条毫无印象，并深憾里克德未能出庭作证——他视里克德为洞悉全盘底细及哈丽雅特自裁决心的唯一知情人。
辩方证人未能提供案发花园的第一手现场见闻。数名军官出庭证实索耶素日为人仁厚。一位房东尼科尔斯太太证实，哈丽雅特曾于1813年6月至1814年2月间赁居其寓所，指其性情暴戾蛮横，更提及哈丽雅特房中常备一把手枪。此类证言固然足以影响陪审团对当事人品行的评判，终究替代不了缺席的里克德，亦无法勘破那个花园之夜的深层真相。
法官综述证词后，陪审团退庭评议近两小时，裁定索耶谋杀罪名成立，但请求法庭予以宽大处理。报章特意强调此项求情建议的措辞：盖因无确凿证据证明其怀有事先蓄谋的恶意。此时，辩护律师将锋芒由事实之辩骤然转向法庭之管辖权。其第一项抗辩单刀直入而事关重大：命案发生于一独立王国境内，绝非英格兰本土。究竟依凭何种权力，伦敦的法庭竟能审判在葡萄牙国土上犯下的罪行？
卡灵顿与柯万合编的判例汇编完整记录了这道异议，及其后的两项程序龃龉：其一，起诉状未能充分确立索耶与哈丽雅特具备英国臣民身份；其二，状纸末尾遗漏了“有违制定法规定”（contra formam statuti）之关键法言。艾伦伯勒勋爵宣布保留裁判，将管辖权难题呈交十二大法官会议商榷。至此，有罪评决虽已颁布，终局判决却悬而未决。那周的报章所见证的，正是一场命悬于十六世纪古老律令之解释、受制于起诉状上寥寥数句程式法言的胶着审判。
佩勒姆的记述延展至十二位法官评议之后：他坚称法官于5月12日驳回了辩方异议，随即降下死刑判决，行刑日期被定在5月22日。然而《每周娱乐者》与现存的司法判例摘录，皆在案情移交高级法官之处戛然而止。陪审团之裁决两见于文献，而异议之驳回与受刑之结局，却只留在佩勒姆的追述汇编之中。
本案由特别授权法庭审理，堂上争锋早已超越了索耶本人的行径本身，直指一项古老法条在当下情形中是否赋予法庭此种审判资格。主审法官选择先听取事实证据，再裁夺管辖之权；陪审团亦必须在十二法官厘清特命权限之前，先行作出有罪与否的裁断。
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就此将案件从里斯本的花园推向了司法管辖权的边界。起诉状写明哈丽雅特身处“国王陛下的和平庇佑之下”，并以危害此项和平作结；辩方大律师则反唇相讥，指斥此类词句根本不足以确立双方当事人的国籍归属。现存司法汇编概括了亨利八世治下法令的适用原则，而佩勒姆则记述法官全盘驳回了异议。宣判之时，回音仍悬于大堂穹顶。索耶涉洋而来，画押的案卷被带到了伦敦；而英格兰的法律究竟能否跨海追索异邦疆土上的血案，历史仍在此处留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