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通往书斋的门始终紧闭着。宅邸的其余角落里，人声鼎沸，奔走呼号，众人都在搜捕刚刚刺伤安娜·巴什利耶的狂徒；唯独她的丈夫迟迟未曾露面。宪兵连番叩门，门内只传出几句含混不清的应答，直到副镇长亲自出面勒令，那扇门才勉强开启。在随后的审判中，这扇闭锁之门的份量几乎不亚于妇人身上的创口：邻里乡党久已知晓这对夫妻形同仇雠，而公证人的怪异沉默，仿佛为这段陈年怨隙添上了一记令人毛骨悚然的注脚。
让-夏尔·比拉-迪布瓦在安德尔省的圣戈捷镇执业为公证人。他的婚姻历经波折，邻里街坊对其内情早已烂熟于心。当年离婚法案方一颁行，他便与安娜·巴什利耶协议离异；其后他续弦另娶，不久复又斩断第二段姻缘，转而与原配复婚。二人虽破镜重圆，宅内却从未得享片刻安宁。法理赋予了他们拆解重组家庭的权柄，却未能授以二人共处同居的修睦之道。
夫妻间的龃龉终究逾越了家门私域。比拉-迪布瓦曾具状呈请镇长与帝国检察官，力求拘捕其妻；安娜则自称人身安全备受威胁，甚至宣称此前在府邸之中，曾于深夜遭两名男子潜入图谋不轨，其中一人便是弗朗索瓦·帕图拉尔。此人在乡间以短工为业，素有恶名。尚帕尼亚克日后在论及此案的篇章中详载了这些互讦宿怨，却并未留下足以逐一勘验旧案虚实的裁断凭据。然而，当1807年12月28日那个寒夜降临时，这些陈年积怨早已沉沉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夜半将近十一点，寝息未久的安娜·巴什利耶忽闻寝室门外有异响。她起身启门，一名男子当即扑上前来扼住了她——据她事后陈述，此人正是她此前指认过的帕图拉尔。搏斗异常惨烈，安娜的颈部、面颊与手指多处见红。然而她竟拼死将凶徒逼退至厨房，反手将其反锁于内。这位受害者并未坐以待毙、空候救援；她借自家庭院的关隘格局，将施暴者化为了瓮中之鳖。
仆役与近邻闻其呼救疾驰而至。可当众人破门缉凶时，厨房内已空无一人。窗户的一根铁栅栏已被生生掰断；循着通往花园的踪迹，在一处栏杆近旁，搜查者寻得了一块手帕、一只鞋履以及包裹足部创口的残布。这些散落的微末小物，比起邻里间对这户人家夫妻恩怨的口角传言，构成了远为确凿的物理铁证。确实有人仓皇遁逃，且在慌乱中遗落了其赖以行走的贴身之物。
恰在此刻，男主人的隐匿无形演变成了案中之案。安娜指称，众人此前连番呼喊，丈夫却始终置若罔闻。比拉-迪布瓦素来留宿于公证书斋之内；最终，是在副镇长严词勒令之下，他才将门打开。旁人转述了一段据称出自他口的离奇辩白：他自称闻听异响，却因二人反目人尽皆知，唯恐贸然介入反遭瓜田李下之嫌。纪事官仅将这番托词作为传闻证言录入案卷。历史叙事理当恪守这层界限：此乃旁人耳闻之语，绝非出自公证人手笔的确凿供状。
翌日清晨，宪兵在近旁一间马厩的梁架之下擒获了潜藏的帕图拉尔。公证人之子当时随行在侧。面对少主的严词喝问，囚徒竟反唇相讥，直指其父：正是老主人暗中放他入宅的。搜捕凶犯的行动，瞬间蜕变成了追索幕后主使的审讯。对于在场目睹捕拘的儿子而言，铁窗下的犯人指控的并非陌路宵小，而是将生身父亲一道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帕图拉尔最初的供词远不及后来的陈述那般明朗。在治安法官面前，他声称自己当晚六点左右抵达比拉-迪布瓦府中，曾与主人对饮，随后被藏匿于一间小密室内，以免被宅中女眷撞破。确有目击证人证实，事发当天曾见二人在一处大麻田里密谈。公证人承认确有田间相会一事，却辩称那不过是为雇工修葺作计，并坚决否认对帕图拉尔潜入宅邸知情。于是，一场双方均不否认的密会，因叙述者立场的迥异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
起初，帕图拉尔坚称公证人并未授意任何凶杀图谋。据他所言，自己不过是在暗处静候脱身良机，以免为人察觉。他甚至诡辩称是安娜猛扑向他，自己从未施暴，妇人身上的伤痕或是挣扎中自戕所致。最后，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从庭院正门离去的。然而，被毁损的铁栅栏与现场遗落的裹足血布，却对这番言辞构成了冷酷的抗辩：物证虽不能开口自陈，却足以堵死一切信口雌黄的谎言。
未几，囚徒宣称要招供内幕。他翻供指控比拉-迪布瓦曾许以百枚银埃居的重赏，买凶勒死其妻。承审法官察觉他神情恍惚似有醉意；帕图拉尔却咬定自己深知此言利害。翌日，他再度重申前供，并补充道公证人赐酒正是为了借酒壮胆以遂凶行。这番新供词终于补齐了此前几版叙述中缺失的作案动机与雇凶酬劳。然而，这一致命指控，偏偏出自一个起初坚称绝无买凶密谋之人舌底。
司法天平必须在这些变幻莫测的陈述中作出抉择。恶劣的夫妻声名、大麻田里的诡秘交谈、迟迟方启的书斋之门，加之短工孤注一掷的反咬，共同织就了一张死死罩向公证人的罗网。1808年6月19日，安德尔省重罪刑事法庭判处比拉-迪布瓦死刑；帕图拉尔反获开释。司法汇编所载的这一结局令人瞠目结舌：被受害妇人当场指认的行凶狂徒得以全身而退，而隐于幕后涉嫌指使的丈夫却被判处极刑。
公证人随即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终获撤销原判，发回图尔重审。史料对帕图拉尔在此后的司法诉讼走向语焉不详；唯独确凿记载了一点：在新一轮庭审中，被告席上唯有比拉-迪布瓦孑然一身。辩护律师将庭辩焦点重新拉回了定罪必须确立的核心逻辑之上：夫妻反目绝不能等同于杀人指令；即便是一场被定性为谋杀未遂的袭击，其犯罪性质本身亦须先行厘清，方能论及幕后指使与否。
律师亦详尽重构了当事人案发当晚的行踪。据尚帕尼亚克所载辩词，公证人当晚曾接见执达吏博迪，随后亲赴其家，与博迪幼子嬉戏玩闹。临歇息前，他甚至步入安娜寝室内，照例帮她封掩炉火，并互道晚安。这些寻常举动，固然同那扇姗姗来迟的房门一样，皆无法洞穿其内心幽微；然而，它们却在卷宗内铺陈出另一重时间链条，使得蓄意谋杀的构陷假说再也无法严丝合缝地自圆其说。
1808年12月18日，陪审团作出全票裁决：蓄意谋杀的罪名未能确立。比拉-迪布瓦被当庭宣告无罪开释。尚帕尼亚克据此断言，帕图拉尔此行本为行窃，不过是趁那对夫妇素日不睦，顺水推舟编造了买凶弑妻的构陷之词。这番推论终究只是后世纪事者的孤见，与陪审团公断的法律事实不可混为一谈。卷宗既无法铁板钉钉地重构出一桩盗窃未遂图谋，亦未曾交代这对夫妻日后的命运浮沉。安娜的伤痕斑斑在身；她的丈夫经历了一审伏诛与二审昭雪。横亘在这些残缺史实之间的，正是初审法官误以为能够轻易跨越的天堑：那便是一个不幸的深宅怨府，与一桩处心积虑的买凶谋杀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