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节礼日翌日，在萨夫伦山的一间小酒馆内，一名男子因被人撞见伏在垂死者身上而被控谋杀。法庭的死刑判决似乎已为案件盖棺定论。然而不久之后，另一名男子公然投案，声称自己才是施下致命一击的真凶。然而，第二场审判并未带来非黑即白的简单真相：这位自首的凶手仅被定为过失杀人罪，而首犯依然身负绞刑死令；紧接着，一场针对另一处刺伤的第三度审判再度开启。唯有经过激烈的公众论战与御准特赦，这场司法连环僵局方告化解。案发当晚，在场证人所见各异；甚至连呈堂的凶刃，也各自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
12月26日，在大萨夫伦山街的金锚酒馆内，一场席卷英格兰人与意大利人的混战骤然爆发，迈克尔·哈灵顿在殴斗中遇袭受创。跑堂侍者阿尔弗雷德·雷贝克亦身负刀伤。后世史料对具体的行凶刀数与冲突动作的先后顺序记载多有出入，却揭示了一个关键症结：混战存在数处斗殴漩涡，拔出刀刃者不下一人，欲要厘清何人致何伤，实非易事。
塞拉菲诺·佩利齐奥尼被卷入指控时，其姓名在司法卷宗中便已出现分歧：或作塞拉菲尼·波利奥尼，或作佩利齐奥尼。他在该街区颇具名声，多名证人当场指认了他。依出庭大律师蒙塔古·威廉斯的追述，酒馆掌柜弗雷德里克·肖指证佩利齐奥尼当时怒气冲冲闯入店内，叫嚣着要宰杀一名英格兰人；侍者雷贝克则供称，曾目睹他持刀俯身于倒地的哈灵顿之上。另有证人咬定，受害人中刀倒地之际，佩利齐奥尼是场内唯一的意大利人。这些证言在陪审团面前拼凑出一幅清晰而确凿的图景，甚至对于一场混战而言，显得过于清晰了。
警员托马斯·波特转述了哈灵顿被送抵圣巴多罗买医院后的临终遗言。波特声称，伤者在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后，曾指认佩利齐奥尼并说道：“动手的就是他。”至于其后紧随的那句言语究竟是祝福抑或祈求宽恕，波特闪烁其词，始终未能确证。此番遗言在庭审中极具分量，却无法消解关于案发现场站位、各方动态以及其余涉案人员踪迹的疑窦。
及至庭审辩方举证阶段，辩方证人所描绘的却是一场意大利人四向挥刀的群殴乱象。有人声称，佩利齐奥尼的表弟格雷戈里奥·莫尼曾公然挥舞佩刀；亦有人指出，两人面貌极为肖似，极易辨认混淆。一名证人坚称格雷戈里奥事后将凶器掷入了后院。一名名为考兰兹的男童供称，自己在便池内起获了该刀并移交给了波特督察。然而，当波特在庭上出示凶刀时，男童却断然否认那是他捡拾的原物，直言原刀的刀身“松旷得多”——物证本身的异样，令此番证词平添了一抹离奇色彩。
陪审团最终裁定佩利齐奥尼谋杀罪名成立，法官遂处以绞刑。然而，在当地的意大利侨民社区，这一判决不仅未能定分止息，反而激起轩然大波。诸多报章——据威廉斯所述以《每日电讯报》为首——接连刊文力主缓刑。死囚的同胞奔走呼吁，促请意大利公使及使馆出面交涉。科学仪器制造商、意侨名流亨利·内格雷蒂倾力追查莫尼的下落，此前多份陈述皆指其在混战后已潜逃无踪。就在预定行刑前夕，佩利齐奥尼终获暂缓执行死刑。
随后开启了第二轮审判。1865年3月2日，莫尼因涉哈灵顿命案，被押解至贝尔斯法官席前受审。他身无辩护律师，威廉斯记述称系法官当庭指定其为其代理。卷宗中不仅沿用了首场审判的部分口供，更出现了全新证据。首度审讯中未曾出庭的酒馆老板娘肖夫人登台作证，声称曾目睹格雷戈里奥与其丈夫缠斗，旋即扑向哈灵顿，随后在混乱中失了踪影。乔瓦尼·莫尼亦供称其兄长当时正盲目乱挥乱刺。另有一名证人指称格雷戈里奥曾私下认罪，但在交叉质证中却又改换言辞；威廉斯特别指出，该证人在案发数日后方才姗姗迟来首度发声。
内格雷蒂随后陈述了他在伯明翰一处木工坊内截获莫尼的经过。威廉斯的回忆记载，莫尼在获悉表兄面临绞刑绝境后，慨然同意自首，声称决不愿见佩利齐奥尼替自己赴死。该记录亦显示，他承认当日曾饮酒并卷入斗殴，但坚决咬定斗殴爆发之时，佩利齐奥尼根本不在酒馆大堂之内。此处须严加甄别证词的转述层级：威廉斯所录，系内格雷蒂宣誓作证时声称的对话，并非作者直接亲录的认罪自白。
陪审团的裁决并未给莫尼带来格里菲斯日后编年史所断言的下场。陪审团认定其犯有过失杀人罪，并鉴于其受激在先，建议法庭予以宽大处理；法官遂判处其五年劳役。上议院于同年3月30日公开阐明了这一法律定性差异：莫尼固然系因同一受害人之死受审，但所定罪名并非谋杀（murder），而是过失杀人（manslaughter）。当日的议会辩论亦提及，仍在缓刑期内的佩利齐奥尼，正等候就伤害雷贝克一案接受另案审判。因此，“两名凶嫌因同一宗谋杀案同时身负死刑判决”的坊间传闻，实属讹误。
然而疑团并未随之冰释。3月23日，内政大臣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解释称，首案法官认定针对佩利齐奥尼的指控证据直接且确凿，而第二案法官则对莫尼仅获过失杀人罪的裁决深表存疑。政府经商榷法律意见后，决定另案起诉佩利齐奥尼较轻的故意伤人罪，以便交由另一组陪审团彻底排查悬而未决的疑点。议会档案记录了官方的审慎立场，但它既未撤销此前的谋杀判决，亦无法掩盖行政当局对第二场裁决后续效应的举棋不定。
雷贝克受伤案于4月开庭。伤者坚称系佩利齐奥尼持刀刺伤了他；法庭就涉案凶刀及在场证人作了进一步质证。历经三日庭审，陪审团就这项独立指控裁定佩利齐奥尼罪名不成立。在法理层面上，此项开释固然不等同于撤销针对哈灵顿命案的原判，但鉴于两项指控皆脱胎于同一场酒馆混战，且两案的人身指认均饱受质疑，这一无罪裁决的份量不言而喻。数日后，据威廉斯的追忆，佩利齐奥尼因哈灵顿谋杀案正式获女王御准特赦，重获自由。《英国议会议事录》已确证了此前缓刑与次案公诉的事实，然而特赦的具体签发日期，在现存公开档案中尚无确切文书得以对勘。
这桩公案的后续涟漪，尤为鲜明地映照出定论式历史叙事的局限。多年之后落笔的格里菲斯，竟将莫尼定性为“被定谋杀罪”，并在书中渲染“两人因同一死者分别被判死刑”的荒谬场景；他更直指警方蓄意扣押了早已查明属于莫尼的凶器。然而，同时代的官方记录证实，莫尼罪名确立不假，其罪名却自始至终系过失杀人，绝非谋杀重罪。至于威廉斯所描绘的次案呈堂凶刀，则是由一名未曾亲眼目睹起获过程的警员呈交法庭；波特警官亦承认，认定该刀归属格雷戈里奥的说法，系案发后他人转述方才获知。这些法理纰漏固然印证了司法批判与审慎存疑的正当性，却不足以孤证断定警方存在蓄意栽赃隐匿之举。
在检方最初的叙述框架中，被告人伏于受害者之上的身位与病榻前的临终指认，曾彻底封死了怀疑的罅隙。然而，莫尼的受审、证人证词的反复翻覆、凶刀链条的断裂，乃至伤害案的无罪判决，重新撕开了紧闭的疑门，却终究未能彻底廓清那个血腥长夜的每一处原貌。威廉斯本人在晚年回忆的收尾中亦坦承，自己终其一生也未能参透格雷戈里奥当年究竟是否出于骨肉私情而舍身替兄顶罪。佩利齐奥尼所获得的皇家特赦，并未像拼图的最后一块碎屑那般严丝合缝地解开这桩疑案；它仅仅是以行政仁慈，终结了一场在接续审判中早已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的刑罚。金锚酒馆案就此落幕：法槌之下未曾迎来无可辩驳的终极真相，唯留下了一抹沉痛的迟暮共识——在冷酷的法理面前，一纸死刑判决有时竟远比支撑它的证据，更加确凿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