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严饬的法令意欲整肃讲坛之上牧师的言辞；一篇论帖却将其戏拟为一场丑剧，而执笔者假托化名潜伏暗处。1789年4月的哈勒，针对神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巴特展开的推勘，并未局限于追查讽刺文字背后的落款之手。审理的核心在于：当一部文本公然讥嘲君王与朝臣时，立言著书的自由究竟应以何处为界？随后，一桩勾连秘密会社的新疑点令案情陡然升格；然而法庭最终并未因其涉嫌执掌该地下组织而处以刑责。
争端肇始于1788年7月颁布的宗教敕令。普鲁士大臣勒尔纳意在约束牧师与教员偏离正统教义的言论，明令禁止公开传授背离福音教会信纲的学说。支持者赞其维护了教义之纯洁；反对者则斥之为对良知与言论的横加钳制。这场论争原本或可止步于书斋与学院的高谈阔论之中，不料一部署名“小尼古拉”、题为《宗教敕令：五幕喜剧》的匿名戏剧横空出世，令事态急转直下，演化为人身倾轧。
该剧虚构了一位奉命起草敕令的牧师。此人酗酒粗鄙，草拟的法条一面许诺宽容，一面厉行正统。在其周围，各色人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痛斥文告的前后龃龉，讥讽神职人员被迫在讲坛宣讲自己内心未必认同的信条，并揭露对异见者施加的严苛禁锢。这出讽刺剧并未止步于质疑国政政策，更借剧中权要之口腹与乖张行径，意图使之名誉扫地。1863年的史料纪要收录了这部讽刺作品的大量段落，但编撰者亦注记，原始印本此时已湮没无存，难以复检。
巴特并非初涉险境的鲁莽之徒，亦非突发狂悖的无名之辈。作为牧师之子、神学教授与布道者，他此前便因多次教义龃龉与学术审查数易教席。此后他客居哈勒担任编外讲师，著述极丰，并在城郊开办了一处咖啡馆。他素来热衷于涉足各类新创的文学或教育事业，且往往在缺乏周密组织之前便急于自立枢纽。《新皮塔瓦尔》对此生涯留下了极为苛刻的史评；然则后世编修的笔削臧否，断不可与1789年审理官在公堂之上所研判的客观案卷混为一谈。
奉行上峰手令，城市法院院长策佩尼克与大学法务官罗特勒受命主持预审。第一项罪名直指宗教敕令评注及那部匿名喜剧；第二项罪名则关涉名为“德意志同盟”（又称“二十二人会社”）的秘密团体。起初，推勘着力于查证巴特是否亲自撰写或分发了这两份文本；未几，搜缴的文书案牍与神学家本人的供述，使案情另辟蹊径。
关于宗教敕令之评注，侦办最终未能确证巴特系其撰稿人或出版者。法庭遂在终审裁决中将该案由予以剔除。然而那出喜剧的审讯却急转直下。巴特固执地否认由其执笔，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切身参与了该剧的流传与刊行：他曾在手稿传抄之际增删润色，促成付梓，并当众诵读过涉案段落。如此一来，办案官员便掌握了其伙同构陷的确凿痕迹，尽管法庭亦承认，断定其通篇操刀尚属高度盖然，未能定为无可辩驳的铁证。
司法的争议点并不在于批评敕令本身是否合法。判决明确承认，涉及国务之事项容许学者研讨并作公开展述，亦坦承出版自由自有其应有之地位。然而法官认定，此种自由必须恪守克制与审慎之界阈。他们严厉谴责该剧无端臆造情境与言论，假托君王之名虚设荒诞法令，更以人身攻击构陷阁臣。法庭尤其聚焦于巴特供认由其亲手加添或斧正的数处辞句。
法庭之辩驳兼具伦理与政治维度：合法的论难固可针砭律令之得失，却绝不容虚构言辞，以致削弱臣民对君父的尊崇与信赖。裁决认定，巴特在讽刺论帖的刊行流通中推波助澜，极可能便是该篇作者。因其犯有大不敬及损害君上尊严之罪，高等法院判处其在要塞服刑两年。这项判决所惩处的并非对敕令的学术诤言，而是被界定为侮蔑且构陷的恶毒讥讪。
围绕“德意志同盟”的彻查范围更为宽泛，其收场却大相径庭。此前一本题为《注疏逾于正文》的匿名小册子揭露了这一文人与读者社团的存在，巴特遂被疑为该组织的枢纽首脑。他在供词中承认，早在1783年便首度受邀参与筹议，四年后又接获进一步训令及一套尚不完备的规约。他自陈曾与多名同道（尤其是名为波特之人）鱼雁往还，代为修润章程，印刷传单通函，并在哈勒设立了一处招纳联络点。
在供述中，巴特所勾勒的与其说是一个俨然成型的严密组织，毋宁说是一项尚在酝酿中的草创构想。他宣称曾招揽志同道合者筹建地方分会，物色区域主理之人，并意图将中枢迁至贝恩堡领地。他坚称其宗旨在于振兴科学、文艺、教育与宗教启蒙，藉以荡涤愚夫之迷信。他声称自己纯属不计酬劳之劳役，所图者仅为借助该社声势扩大其个人著述之销行。但他承认自己主持了哈勒办事处，并曾以“德意志同盟”之名印发纲领与书函。
被搜缴的档案显示，该同盟设有严密的阶梯层级、准入仪轨以及一份“机要行动纲要”。其第三等级赫然宣示其终极主旨乃是终结道德专制，将人类从愚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将理性奉为衡量真理的最高准绳。政敌据此断言其乃社稷大患，其仪式形制更带有共济会规制的隐约烙印。法庭亦审理了其拉拢邮政职员、开设书局与散发报章等图谋；然而对于巴特所作之辩解——即以此加速信函递送并规避截查——法庭认为尚不足以构成行贿腐蚀公职之罪。
疑窦随之而来：他是否当真一手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新皮塔瓦尔》载称，数名名列成员名册之人事后公开发表声明，矢口否认曾有任何隶属关联。编撰者据此断言，巴特或许仅是构想了这个会社的浮华空壳，而非切实建立了实体。此言终属史家私评；法庭审理则唯重确凿之法理凭证。同盟的核心档案与会费账册始终未曾起获。法院最终裁定，该构想纵然秘而不宣且分阶立制，其本身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其明示的宗旨无损国家存续，案卷所列之行径亦未能证实任何逾矩之实。
审判决断遂将两案截然剖分：巴特因参与诽谤性戏剧的刊行被定谳伏法；其总揽同盟之行迹则裁定无罪。法庭慎重申明，此项开释并不等同于采信被告的所有供述，该项目的诸多暗昧之处亦未见澄清；判词仅表明，依据现有证据与现行律条，其涉社行径尚不至科以刑罚。
经由君王特赦，两年的监禁判决被减半执行。巴特在马格德堡要塞服役一年。羁押期间，他执笔撰写了个人自传；及至1792年4月，他病殁于哈勒郊外的葡萄庄园之中。这桩公案未曾从根本上平息出版自由之宏大论争，仅提供了一份审慎狭隘的判例——法庭于此划清了界限，将容忍范围内的社团构想，与视为犯上侮蔑的讥刺谤书判然分流。
在此案之中，摇笔弄墨终至陷身囹圄。巴特获罪，并非由于针对勒尔纳或敕令的一切抨击均在查禁之列：对第一项控罪，推勘官未能坐实其笔墨；对第二项控罪，法官亦未认定其执掌同盟系属违法。然而对于那部谐谑之剧，其参与出版之迹已明，字里行间的冷嘲热讽已被断定践踏了朝廷维系尊严的红线。这道判决，既昭示了当时刊行立言的政治藩篱，亦为那个敢于试探底线的狷狂之徒写下了历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