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3月22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查尔斯·马尔·施罗德出庭受审，其所涉罪名为伪造并流通一张面额为378镑13先令8便士的承兑汇票。这纸票据，是他此前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承认承兑的六张商业票据之一。记载这场庭审的德文辑录所展现的这桩纷争，其签名真伪、到期日与付款地之关键，丝毫不亚于被告穿梭于伦敦与巴黎之间的行踪轨迹。
卷首案情摘要显示，施罗德时年三十七岁，已婚，暂无固定生计。此案牵涉坐落于苏豪区杰拉德街的珠宝金银商行“格兰特与皮克”。合伙人皮克先生向陪审团陈述，他与施罗德早有业务往来。1886年5月，施罗德尚欠其四千余镑。皮克屡次催讨无果，遂提起民事诉讼；但因施罗德的叔父与声名显赫的约翰·亨利·施罗德银号关系匪浅，皮克始终迟疑未向其叔父施压，自称不愿借其家族名望强行追索。
沓无音信数月后，皮克于7月6日收到一封自大都会酒店发出的信函。施罗德在信中自称游历德意志与巴黎之后，于当日清晨返抵伦敦，邀皮克过府商榷债务。会谈期间，他先是声称正凭一笔预期的遗产抵押借款，继而提及与其堂兄达成了和解——其堂兄正是其叔父银号的合伙人兼全权代理人。施罗德言之凿凿，称款项即将到位以清偿债务。皮克认为这些许诺过于空泛，不足以中止民事诉讼，要求其立下详实字据；施罗德未作推诿，当场草就。
翌日，被告现身于杰拉德街的店铺。据皮克证称，施罗德神色仓皇，当面招认擅用了商号的名义。施罗德辩解道，在巴黎得悉自己遭诉、复受其他债权人苦苦相逼，惊惶之下方寸大乱，遂以“格兰特与皮克”之名承兑了汇票。皮克追问签名落款系其私名还是商号，施罗德坦承签署的是商号之名。第一张票据次日即告到期，且付款地正设于皮克的开户银行。
皮克当即警示，倘若拒付该票据，必须向银行交待缘由。施罗德彼时甚至尚未敢吐露票面总额。随后，施罗德写下一纸招供声明，承认伪造了格兰特与皮克之名并承兑六张汇票：分别为464镑9先令8便士；485镑；287镑4先令8便士；323镑3先令4便士；378镑13先令8便士；以及319镑19先令。卷面载明的总额达2258镑10先令4便士。当日受审的公诉案仅针对那张378镑的期票；这份票单本身，并不等同于对其余各张票据的既定判决。
依皮克当庭陈词，施罗德曾苦苦哀求切勿提起刑事控告。施罗德哭诉其母必闻讯痛绝，而其叔父顾及门楣声誉，自会出资填补窟窿。皮克曾遣侄儿登门造访其叔父，却遭闭门谢绝。其后施罗德又托辞妻子病重，许诺家族必将在其余期票到期前施以援手，并坚称承兑汇票皆是从巴黎流出。辑录记载，此等票据最终确由其家族出资兑付，但已在票据逾期沦为拒付、且刑事公诉业已启动之后。而在债务了结之前，施罗德已远遁悉尼。
皮克亦当庭阐释了迟迟未提刑事诉讼的缘由。他起初选择了民事求偿途径，且念及其家族情面而踯躅不前。据其证词，得知施罗德背弃还款誓言远走澳洲后，他方痛下决心追究刑责。这笔前期的商业旧债，与随后受审的六张承兑汇票不可混为一谈：各期票均有单独的自认书，并启动了独立的刑事程序。施罗德旋即遭到通缉，在悉尼被捕归案，押解回伦敦。这一系列波折，将管辖权之争推向了庭审的暴风眼：对于在英国境外起草发行、但于伦敦清偿的承兑汇票，哪里的法庭方具审判管辖权？
辩方初未质疑施罗德在被指控案发时的具体落脚点。亨利·詹姆斯爵士坚称，签发、承兑与流通行为皆在巴黎实施。辩方辩称，纵有犯罪，亦属法国法院管辖范畴；英国司法权绝不可延宕至域外领土之作为。他更补充道，案中并无证据显示被告蓄意侵害任何英国境内之主体。此等观点纯系律师之抗辩说辞，并非法院预先设立的定论。
公诉人反驳指出，涉案票据指定付款地为伦敦，送达伦敦，在市面流通，且向伦敦本土之金融机构提示付款。检方据此认为，伪造票据之损害后果显现之地，足以赋予中央刑事法院充分的管辖权。随后，辩方传唤了向施罗德出售期票印花税票的纸商，以及在巴黎协助其流通变现的经纪人出庭作证。二人皆证实，施罗德在关键时期确实身处巴黎。
承审法官、伦敦刑事法院法官托马斯·钱伯斯爵士向陪审团提出核心问题：在涉案票据被出票、承兑及流通之时，施罗德是否身在巴黎？陪审团作出了肯定的裁答。法官随即裁定，本院对此案并无司法管辖权。他将对巴黎经纪人进行虚假陈述所构成的欺诈嫌疑，与伪造及发行票据的指控严格区分开来。司法档案记载，其判词之逻辑立足于：英国的属地司法权无法涵盖在本土法权管辖之外所为的行为。
陪审团遂就第一张期票作出了“无罪”裁决。鉴于其余票据同样面临管辖权缺失的障碍，检方放弃了对其他票据的指控；记录载明，陪审团随后对其余指控亦一致重申无罪判决，施罗德当庭获释。这一判决结果，并未将清单所列的其余承兑票据定性为定罪之据。档案记载的司法结局极为明确：在陪审团认定施罗德身处巴黎、法官宣告本院无管辖权之后，被告就第一张期票被判无罪，公诉方撤回对其余各项罪状的追诉。
《皮塔瓦尔》的编纂者并未止步于记录这一判决。在案后评述中，他痛陈其弊，将英国法恪守的属地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相对立。他断言被告在实质事实上的罪责毋庸置疑，然而这番编辑评论决不能与陪审团的正式裁判混为一谈：陪审团乃是在法官宣告本院管辖权缺位后，方就被审票据裁定被告无罪。作者将此案演变为一场关于刑法管辖疆界的法理抗辩；其义愤填膺之词，仅为后世之一种诠释，而非案件事实之佐证。
案卷掩合，书页之上依旧只镌刻着那六个孤悬的数字，以及同出一门的一家商号名号。一个商号之名、几处伦敦的还款期限、数场巴黎的幕后运筹，将施罗德从大都会酒店驱赶至悉尼，最终推上一座在自身管辖疆界前止步不前的审判台。这篇司法纪事所映现的，不过是一纸依据出票地所作的管辖权裁决；它既不能取代当年庭审的原始法庭记录，亦无法充当证人言辞交锋中的商事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