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11月18日，柏林，普鲁士战务与王产参事埃伯哈德步出家门，应约前往一处餐馆，与化名为“埃森男爵”的威尔斯特共进午宴。《皮塔瓦尔》在叙述中将受害者隐名为“格赖纳”——编者注明确指出，此举旨在庇护死者当时仍健在的远亲，实则该参事本名确系埃伯哈德。此时，埃伯哈德新婚方才十旬。纪事将他描摹为一位体魄强健、安于官职且坐拥资财的廷吏，正与年轻妻子展开美满新程。此一肖像虽无独立文献互证，却是案卷编纂者在陈述其暴亡惨剧前所布设的背景。
埃伯哈德与威尔斯特素来交好。据列席证人指称，事发前夕，威尔斯特特意在达拉赫餐馆预定了一间雅室，延请友人共餐。然而被告嗣后辩称，两人不过是寻常相约。埃伯哈德之妻则忆及另一番对谈：丈夫行前曾抱怨不得不破戒打破日常养生节食，旋即忖度威尔斯特阮囊羞涩，此番赴宴恐是意在告贷。关于这起午餐之起因，双方各执一词。纪事将此番宴饮邀约列为疑点线索，却未能还原二人推杯换盏之前的隐秘交谈。
案卷笔录显示，宾主二人先各饮一杯朗姆酒，随后进食牛肉、土豆并佐以红酒。未几，埃伯哈德骤感不适，起座离席，口称眼前发黑、视线昏聩。一侍者目击其反复呕吐不止。埃伯哈德折返雅室，对此突发恶疾深感诧异，继而转入达拉赫夫人的起居卧房——他作为该酒楼常客，与店家素来相熟。案卷记载其痛楚难耐，不得不再次退席吐泻。纪事并未提及埃伯哈德此间曾误服他物；整场病发，实始于餐毕未久。
威尔斯特护送友人返家。据死者遗孀后来的证词，威尔斯特随同入室并搀扶病人卧床。埃伯哈德呕吐复作，腹痛如绞，且自述胸口重压憋闷。其妻意欲延医诊治，据其称威尔斯特极力劝阻，断言添被取暖即可缓解。威尔斯特甚至在旁大讲奇闻轶事，意在分流病患与其家眷的焦灼心神。此一场景主要建基于遗孀受审时的记忆陈词，自当与法医后续的客观勘验严格析分。
午后四时许，格拉彭吉塞尔教授始赶赴现场。未及探视病榻，医生便先听取了威尔斯特的一番说辞：声称埃伯哈德体热受风，饮食过急过量，以致骤发恶疾。医官遂将诸般表征归咎于感寒暴食诱发之霍乱恶疾，立开方剂，其中部分药物由威尔斯特经手配制。然而病势急转直下，埃伯哈德声息微弱，不能起身，渐至衰竭；终于傍晚六时许气绝身亡。待医官一小时后折返时，据纪事所载，其失声惊呼此人实系中剧毒而亡。
丧礼原定于紧接而来的周一仓促举行。威尔斯特曾告诫料理后事的友人，称尸身腐败极速，理当下葬从速。此番言辞令诸人生疑，盖因数小时前尚矫健如常之人遽然长逝，端倪蹊跷。市井谣诼纷起，初疑暴怒伤身，继疑暴病横祸，终至砒毒谋杀之论沸反盈天。官署遂下令剖验尸身。原先诊断为霍乱的医官推翻前论；尸检表征与诸位午宴前目击埃伯哈德之证人陈词相合，司法勘验遂彻底转向毒杀之嫌。
验尸医官发现死者胃部存在重度炎性病变，诸多体征被判定与中毒表征相吻合。胃内容物随后转交著名化学家克拉普罗特封存化验。然而其检验结果却未能析出砒霜成分。化学铁证的匮缺使得物质证据链出现缺口，但在医官们看来，这并未排除鸩毒可能：死者生前剧烈之呕吐泻痢，极可能已于剖检之前将毒物尽数排出。随后，更高级别的医务专门委员会重审了各方鉴定意见与全案事实，最终裁定：毒杀虽“不可确凿断定”，然“极有可能”。此处严密的分寸至关重要——卷宗记录的是审慎递进的医学推论，绝非在遗体内实锤查获了毒物。
侦办的另一条线索延伸至弗利特纳药房。药剂师出证称，威尔斯特曾于11月14日（即毒宴前四日）购入白砒。埃伯哈德死后，威尔斯特手持一开封药盒折返，要求换取未启封之完好新盒。药剂师嗣后点验，赫然察觉原药盒内缺损了五德拉克马之重。威尔斯特辩解称此药专为庄园灭绝鼠患所备，并矢口否认药房掌柜与其学徒所指认的时间节点。其最初之收据系事后补开，落款年月与交药之日全然脱节。两名药房雇员亦证实，威尔斯特曾多番央求篡改收据并索取退货凭单。法庭将此项行径列为关键间接证据；但纪事并未将此直接等同于该药盒内残余成分之化学定性。
编年史官在此浓墨重彩记录了另一节疑云。就在命案发生前数日，威尔斯特曾借房东太太之厨房铁镬，煮沸某种白色粉末；他亲自在旁监守，并叮嘱搅动时务必小心翼翼。他对外声称此举乃是在检验庄园送抵之石灰石样标。化学家克拉普罗特裁定，此法绝无可能用于勘探石灰石，却与水沸法熬炼砒霜之工艺高度吻合。然而由于当时所用锅罐与木棒早已遗失无踪，终无物证能检出锅内所煮真容。即便控方与《皮塔瓦尔》编纂者均斥责石灰石之辩荒诞不经，但在物化分析缺位之下，此节终究只能列为存疑之推理诱因。
推官亦顺藤摸瓜，深究威尔斯特杀害挚友之潜藏图谋。其早先斥资购入领地，巨额地价催逼在即；众证人揭发他数月来正四处猎聘富家女联姻。而埃伯哈德新妇正握有丰厚私产。参事尸骨未寒，遗孀即指控威尔斯特频频催逼其交付信任，许以庇护周全，甚至不顾其严拒而强行亲吻。亦有旁人作证证实其过分殷勤之态。威尔斯特断然否认存有求娶野心，坚称举止不过是出于恻隐抚慰。编年史将此视作杀机动因，然此种逾矩行止本身，终究难以孤证坐实其预谋行凶之恶念。
威尔斯特之法庭抗辩竭力斩断上述诸般事由之间的逻辑链环。他坚称埃伯哈德或死于烈性霍乱、血管猝裂或宿疾复发；其生前沉疴足可解释暴毙，现有物证断难定罪。他甚至抛出荒诞托词，辩称餐馆后厨灭鼠之毒饵毒丸或不慎混入了配餐土豆。推官当庭驳回了此种假设，纪事特意备载此节，正为显其辞穷理屈之谬。威尔斯特亦对法医鉴定资格提出强烈管辖异议，亲撰多篇辩诉状驳斥鉴定结论。纪事作者在叹服其抗辩雄辩力度的同时，直斥其为脱罪机巧——然此评断系属史官心证，非单凭专家检验证明所能推定。
诉讼勘乱终结之际，法庭裁定威尔斯特罪名成立，判处堡垒要塞监禁十五载，史载其刑为“非常之严惩”。该判决在抗诉审理中获维持原判。囚徒旋即押解施捷廷要塞服刑。全卷既无罪犯终局之伏法招认，亦无在埃伯哈德遗骨中迟至的砒霜复验记录。掩卷沉思，横亘于读者面前的，乃是一场在直接化学铁证阙如之下、完全建构于交织间接证据之上的判决。达拉赫之宴、被调换的药匣，以及深镬中不可复考之沸物，共同构筑了《皮塔瓦尔》所遗留下的一卷司法档案：一桩于十九世纪之初，由法官们在证词与推论的天平上反复称量、最终敲定之悬疑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