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头上的宽檐帽纹丝未动。1809年1月6日，当拿破仑跨过石桥步入巴利亚多利德时，这座城池并未展现出帝皇行仗素常所至的那般狂热。人群中虽有法军与附庸新朝者的欢呼，但就余者而言，编年史家伊拉里翁·桑乔（Hilarión Sancho）在笔墨间唯独记下了这种拒不脱帽致意的冷漠。入夜，行宫灯火通明；强令张灯结彩，终究比索求由衷的敬意要轻易得多。
六天之后，皇帝致信其兄约瑟夫，宣称将在次日绞死七人。
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所牵涉的绝非仅仅是一位征服者受挫的虚荣心。巴利亚多利德历经数月之久的酷烈动荡、政权更迭与血腥报复。邻里之间相互攻讦告发，亦有人横遭通敌之构陷而饮恨身亡。一支大军的进驻，非但未能消弭地方上的宿怨私仇，反而为那些得以接近法军耳目之徒提供了契机，借机将私仇粉饰为关乎社稷的政务大案。
此前六月，炮兵统领米格尔·德·塞瓦略斯（Miguel de Ceballos）自卡波内罗斯被押解至此。人们指控他将塞哥维亚拱手献予法军。据桑乔所载，巴利亚多利德的暴民在马约尔大广场（Campo Grande）对他群起而攻之，乱拳殴毙。彼时其妻儿皆在身侧。这位心向旧邦、痛恨占领军的史家在日记中如实录下了这一惨剧；在他笔下，通敌之罪名与随之而来的私刑屠戮泾渭分明。沦为众人口中的“叛徒”，便足以让一个人在乱棍之下丧命。
数日后，随着卡韦松之败令溃退的西班牙军民涌入城中，另一名囚徒亦横遭处决。司法小吏胡安·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普拉达（Juan Ignacio González Prada）当时被羁押于圣伊格纳西奥坊。据同一位目击者记述，狱吏因畏惧法军入城后普拉达会反戈告发，遂抢在他开口之前将其灭口除患。在此等恐怖法则之下，杀戮已然沦为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手段。
其后，法军占领该城，旋即撤离，未几再度复归。城中居民备受征敛、掳掠与苛捐杂税之苦。及至十一月，闻知法军重兵逼近，大批居民冒雨携幼奔逃，仓皇席卷细软。留守城中的官绅代表则手执缚有白布之木杖出城迎降。格雷戈里奥·查莫钦（Gregorio Chamochín）跻身于重组的市政当局。待到拿破仑下达大肆搜捕之令时，此人的名字将再度赫然在列。
时至翌年一月，这位法兰西君主已连战连捷；摆在他面前的，是为约瑟夫规饬出一个稳固的王国。后者正驻足于外，静候还都马德里。宣誓效忠、遣使入觐与遴选廷臣，本该将一场军事占领化为顺从的统治。然而拿破仑并不满足于账册上的签字画押。他意欲将臣民甄别开来：一部分施以抚慰，另一部分则严惩示众。
在巴利亚多利德，桑乔将执行搜捕之责归于查莫钦之手。据称有十八至二十人遭擒。日记中所用措辞带有传闻探报之痕迹，并无文书核验名籍时的确凿口吻；然而它昭示了帝国法令如何真切地降临街巷深处。异邦军卒自难辨认每张面孔，唯有假手本邑土著，方能准确无误地指出那一扇扇宿仇的门户。
1月12日正午，拿破仑致信约瑟夫。信中嘉许了贝利亚尔（Belliard）将军在马德里所行之搜捕，力主从速明正典刑，并特引巴利亚多利德为例。称次日将于彼处绞决七人。皇帝声称此等死囚罪大恶极、恶名昭彰；良善之民已密行告发，见其伏诛必能重拾顺服之勇气。
在这封御札之中，告发者被赋予了道德上的正义之名，遭缉者却沦为冰冷的数字。至若各人之名姓、具体之罪状以及受审时之申辩，概未随此道谕令抄送国王。这实乃一堂御宇驭民之术的宣讲示范：务求从首善之区铲除百余名被视为隐患之徒，处死其一部分，余者尽数发配法兰西。刑罚已不再仅是对罪愆的惩戒，更是用以震慑在场万民的精神重枷。
然而，巴利亚多利德仍有百姓铤身而出，为获咎者乞求宽典。此番请命打破了全城万众一心、如释重负的虚妄图景。拿破仑断然驳回所请，数日后，他更对这番拒斥作出了居高临下的揣度：这批请愿之人碰壁之后，心底实则暗自庆幸未能得逞。此番说辞极为机巧——它竟能从哀告中听出附和，将抗阻化为支持强权之铁证。
处决如期而至。然而御书中所宣示之数，与当地史料所载并不相合：桑乔记述了五具绞架上的尸身，以及一名行将临刑之际获释的死囚。他亦提及数人被放逐至法兰西。最高皇权宣判的七名罪囚，市井史家笔下的五条亡魂：抵牾之处至今悬而未决。这种分野恰恰揭示了帝国宏大数字所碾碎的微妙瞬间——在某个呼吸之间，一人之绝罚尚可被骤然中止，而与他同列刑台的同伴却已命丧黄泉。
1月16日，拿破仑在给约瑟夫的另一封书简中重提此事。在马德里，审判官或将遭捕之徒开释，或仅课以徒刑。皇帝下令移送军事委员会重审，并勒令将罪犯尽数枪决。巴利亚多利德再次被引为先例：他在那里驳回赦免、断然施绞，并将此等冷酷铁腕视作一场政治功绩。
这两桩处置并置一处，勾勒出这桩公案的核心机理。对真实罪行的清算——正如塞瓦略斯惨案所显露的血腥暴行——与慑服被征服黎民的意图盘根错节。一项过于宽宥的司法判决，在强权眼中无异于必须由另一特设法庭予以纠偏的龃龉。皇帝自诩在荡涤乱局、恢复秩序；而在城中生灵眼中，他们所目睹的，乃是一种能够依照既定刑罚任意拣选审判之所的庞然极权。
1月17日，拿破仑撤驾离开巴利亚多利德。灯火早归岑寂，官府兀自矗立，监牢却未见得空荡。桑乔在日记中继续记下接踵而至的军饷摊派、捕人搜括，以及游击队在城郊对法军的四出袭扰，烽烟甚至数度烧至城关脚下。皇榜所宣告的安宁，从未真正终结这场兵燹。
在战胜者的鸿雁往还之中，巴利亚多利德化作训诫胞弟的一纸治术格言。而在那市井闾巷之间，人们仍须在告密者、求情者与一无所获的罹难家属之间勉力苟活。那些未曾脱下的宽檐帽，终随其主人隐入逼仄的门扉；然而被兵勇掳走的人，却再也未能全部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