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春，数万封迟滞已久的书信重现于维也纳的邮路网络中。封套之上皆加盖了一行语焉不详的官戳：“曾遭截留，今予投递。”这些信件的目的地远及巴黎、格拉茨、林茨乃至意大利半岛及更远之地，其中部分信件已无故搁置近一年之久。它们无一例外途经同一处分拨中枢，若干信件在发还收件人前已被拆阅。据《新彼塔瓦尔》载，此等巨案系邮局分拣员卡尔·卡拉布一人所为；其差职恰使其在平信易手流转的关键环节得以上下其手。
维也纳中央邮局每日汇集数十处街区邮局及近郊村镇发来的海量邮件。每日分拣凡七次，皆在一间宽阔的大厅内由数名雇员按投递去向分别归纳。卡拉布供职于此已有数年，平素行事严谨，步步迁升，不仅受命预支邮票以便零售，更兼代监管巡视之职。其日常本职乃开拆本地邮件包裹、核验保价挂号邮件，并将平信分堆置于分拣长台之上。
正是这一职权便利，为其盗窃提供了绝佳掩护。自1858年起，卡拉布便持有其工位下一处带锁抽屉的钥匙，该处原系存放欠资邮件之所。他遂以此为巢穴。每当分拣平信之际，他便暗扣数函于掌心，借转身处理本地包裹之机背向同僚，自挡板下一道暗缝将信件塞入抽屉。该抽屉素来无人过问，及至欠资邮件存放制度变更，同僚更将其彻底遗忘。
最初几起信件延误投诉原本足以锁定负责经手的雇员，却终未引发警觉。及至公私投诉堆积如山，邮政总局遂令部分寄件人补报遗失地址与寄发日期。卡拉布的主管将排查之事告之，并责成他亲自核查被举报的失踪函件。据案卷编纂者记载，卡拉布竟真将这几封信“找”了出来。在官僚上峰眼中，此举反成其恪尽职守之佐证。在局内，这位向来热衷窥探同僚行迹的雇员，反倒成了弥补他人疏忽的得力干将。
1862年春，邮递员梅尔蒙察觉卡拉布在分拣时频频暗扣信件。起初，梅尔蒙以为他不过是对投递局向存疑而暂作搁置；然而每逢稽核员在场视察，卡拉布便绝无此类举动。梅尔蒙遂暗加留心，终窥见其将整捆信件包裹齐整、暗中塞入抽屉暗缝之举。他随即向稽核员库尔茨魏尔告发，后者暗中查探，证实暗格内确有私藏信件。
4月8日，由警察专员介入的清查委员会突击进驻分拣大厅。专员令卡拉布交出抽屉钥匙。卡拉布大惊失色，当场承认刚刚藏入一包信件；众人当场搜出前一日投递的信函二十四封。随后在其所用办公桌内，又起获私藏信函四十四包。卡拉布供认近三个月来频频窃取信件、拆阅并侵吞内附财物，自认所得约三百盾。此外，清点其经管的公家邮票资金，竟浮溢一百一十七盾；卡拉布辩称此系其私人薪俸，然旋即被同僚当场拆穿——该同僚为收回借款，早已代其领走了当月薪资。
委员会押解卡拉布前往其声称落脚的市民医院寓所。行至半途，他心防瓦解，跪地求饶，恳求返回邮局全盘交代。办案人员力排其干扰，直扑其位于诺伊鲍郊区之真正租所。该租赁单间狭仄异常，为挪腾落脚之地，屋内连桌案皆已搬空。举目所见，橱柜、皮箱、抽屉层叠填满，尽是整捆信件。经现场点验，尚未拆封的扎捆信件达1,659包，内裹信函56,284封；另有已拆信件799封、空信封1,655个，以及大量自封套上揭下、重新涂胶以备转售的旧邮票。壁炉余烬之中碎纸累累，足见部分信件已被其焚毁取暖或灭迹。
法庭下令次日即将全部起获信件解运回中央邮局，以期重新投递。司法官认定通信秘密神圣不可侵犯，信件流转不得延误，至于被盗年限与侵吞数额，自可通过外围证据推定。邮局紧急调派二十名职员，耗时两日夜，逐一清点信函、核验邮票，并在每封信套上加盖延误说明官戳。现场截获的56,284封未拆信函尚非全部；加上已拆信函与散落空封，原编纂者推算起获信件底数当在58,000封上下，仅所贴邮票面值即达8,200盾之巨。
捆扎信件的包皮纸成了推断作案年限的关键物证。近1,400张带有邮戳日期的包皮纸显示，其作案时间跨度至少自1859年11月延至1862年4月。编纂者按每包平均信件数推算，断定若干月份中失窃信件数以千计，并由此推论自1856年以来，被窃信件总数恐达20万封之巨。然而，这后一庞大数字并非法庭认定的断案依据，纯系编者结合卡拉布以信纸焚火取暖等情节所作的案情外推。司法定罪之依据，始终未曾逾越实物扣押之边界。
被截信件所承载之重，远非金银财帛所能衡量。案卷载有数则令人扼腕之惨况：一名铁路工人期盼亲眷自外地来维也纳团聚，只因家信被卡拉布扣押，致使家属伫立空站无人迎接；一名临盆产妇命在旦夕、急召接生婆的催命便函，竟在两年之后方才送达；多部寄呈剧院经理审读的剧作手稿泥牛入海。此类人间悲欢见诸编纂者笔端，勾勒出这场监守自盗的深重罪孽——绝大多数受害者直至尘埃落定，甚至不知自己早已沦为受害者。
调查人员着力勘验，此等微薄俸饷何以支撑起庞大家业。卡拉布早年身无长物投身邮政，其入职押金尚由同僚代垫；然而数年之间，他竟在席青区连置两处房产，极尽铺张修缮，并长期供养双亲。对外他谎称房产系某位豪门姑母或伯爵所赠；及至受审，他又虚构出一名名为迈克尔·明科夫的债权人，宣称此人资助其巨款并许以遗产继承。然法庭传讯无一证人能证此人存在。公诉方将其合法收入与置业账目严加比对，彻底粉碎了卡拉布关于中彩票与倒卖邮票牟利的托词。
1862年9月23日，维也纳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卡拉布百般狡辩，坚称所获无多，甚至宣称作案动机系为揭露邮政体制之弊病、抗议俸给低微。在其此前提交的亲笔自白书中，他辩称截留邮件纯系为引起当局重视；然亦不得不承认随后将信件私运回家并擅自拆封。编纂者将这番伪善辩白与起获的房契、如山的信封及连年不断的封皮纸物证并列陈述。司法审判之严谨，未曾被其一面之词所混淆。
案件的司法定性随审级更迭而渐次明晰。维也纳地区法院初审以滥用职权罪论处，驳回侵占委托财物之指控，盖因信件未经托付卡拉布个人，而系其分拣过程中擅自截取。公诉机关不服上诉，高等法院追加盗窃罪，认定其利用职权便利接触信件后施以窃夺。帝国最高法院终审则作出精微法理裁断：将擅自扣留书信定性为滥用职权，而将窃取封套内之财物定性为盗窃罪，盖因信内财物既未向邮局申报，亦从未合法托付于卡拉布。三级审级在量刑上达成一致：判处卡拉布在施泰因重刑监狱服苦役十年。
案卷编纂者感叹，此案所造成的隐形创伤，远甚于起获之金钱：骨肉因之离散，音讯因之断绝，商机因之倾覆。那项由史家估算的二十万庞大数字，或系后人之悬想；而法庭的判词，则牢牢铸定在扣押的包裹、如铁的供词、确凿的日期与追回的失物之上。风暴落幕，补盖于信封上的那枚公印，终究无法弥合岁月造成的裂痕。它唯能见证一封封信件重归征途，而在那漫长的阻滞岁月中，通信的隐秘、流逝的时光与世人的托付，皆曾沦于一个邮吏的翻云覆雨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