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尔马诺克附近的迪恩公园，寒风夹杂着冰雹，使得台上的言辞极难辨听。1816年12月7日，据一位目击者估计，约有四千人冒着严寒聚集于此，商讨一份争取议会改革的请愿书。织工亚历山大·麦克拉伦率先登台发言。这篇在恶劣天气的喧嚣嘈杂中仓促发表的简短演说，日后竟成了煽动叛乱案审判中争执最烈的一桩物证。
这声势浩大的集会并非仓促起意。基尔马诺克的部分居民早前便自发组成了委员会，筹备这场公众大会，商议如何申诉民生之多艰。出庭证人描绘了一幅令人动容的图景：当地制造业底层的工匠正饱受无工可做之苦。一位被传唤作证的细布商代理人指出，即便是一名手脚勤快的熟练织工，长日劳作之下，每周所得也不过区区数个先令。委员会众人意欲上呈请愿书于摄政王殿下与议会两院；多位证人亦言之凿凿，集会之召集纯系为此一正当诉求。
然而辩方证人指出，麦克拉伦并非久经训练的演说家。只因先前物色的人选纷纷推诿，他才临时受托出场主持集会。就在大会启幕前片刻，他仍在犹豫，后据一名委员所述，麦克拉伦曾暂避入一家小客栈，匆匆写下数行要点。暴雨、狂风与冰雹严重干扰了台下的听闻。在场听众所拾取的，不过是些残篇断句。证人安德鲁·芬尼忆及，演说曾号召将请愿呈至王座之下、摄政王殿前，因其圣明仁德必当体恤子民之疾苦。他随后记起有一句将听取诉求与臣民的效忠维系在一起的话语，但他已分不清当时所言究竟是子民的“哭诉”还是“呼声”。另一位证人威廉·梅里同样只模模糊糊记住了句尾的“效忠统统见鬼去吧”，至于前文到底如何，却无法确切复述。
这句短语在公审法庭上衍生出了另一种面貌。集会印行的小册子给出了一个更为完整、激进的表述：倘若王储对民意置若罔闻，他便将彻底丧失臣民的效忠。而在口供中所指认的随口宣泄——“让我们对他的效忠见鬼去吧”——虽被控告为现场亲口所言，却未曾出现在公开付印的文本中：呈堂的册子在相应之处唯留有一片空白。休·克劳福德印刷所的排字工托马斯·默里供称，手稿在排版完成后即遭销毁，他只依稀记得一处涂抹、重写并带有行间批注的文句；因实在难以辨识，他索性以留白处理。当控辩双方就这一惊人之语激烈交锋时，辩方力辩该词句从未在出版物中刊出。由于涉案小册子的现存版本付之阙如，人们已无法将争议之词与最初的底稿相互印证。
对于是否将当日的演说与决议付印成册，委员会内部曾几经筹商。麦克拉伦本人更倾向于不将自己的讲辞公之于世；委员之一、经营杂货铺的托马斯·贝尔德亦曾极力反对将涉及“效忠”的段落收录，指斥其大逆不道。然而异议终究未能阻止印刷的推进。贝尔德承认自己参与了印制校对，勘订了语法讹误，并将一批印好的册子运至其店铺内，以每册四便士的价格公开发售。印刷商估算大约印行了四百份，但他无法证实贝尔德究竟经手了多少册。
委员会筹备期间的证言，让这一争议段落的来龙去脉变得愈发扑朔迷离。詹姆斯·萨姆森宣称，他曾列席审阅麦克拉伦手稿的会议。据其指认，恰是贝尔德用铅笔添写了若干词句，以充实关于集会的记述；麦克拉伦当时在场，却未见其提出反对。然而其他证人则坚称，贝尔德自始至终都在谴责该句并主张彻底删改。审判记录未能消弭这一致命的矛盾：一个起初竭力阻挠敏感字句面世之人，按萨姆森的说法，却又成了亲手将那些字句添入送印手稿的推手。
公诉方的起诉书并未止步于这一孤立的句子。指控直指麦克拉伦发表煽动性演说，意在贬损政府与立法机关之尊严；同时指控贝尔德出版收录了该演说及集会决议的宣传册。检控机关将这薄薄的纸页视作一整套图谋不轨的叛乱纲领。检方坚称，对下议院的猛烈抨击、对激进改革的呼吁，以及暗示效忠纽带可随时断绝的修辞，皆在煽动民众对抗既定体制与秩序。辩方律师则反唇相讥，辩称民众齐聚不过是为了商讨请愿草案；臣民陈述疾苦、建言献策并向管辖当局呈递正当诉求，乃是不容剥夺的天赋权利。
庭审现场的攻防，遂在法律定性与事实证据的双重泥沼中展开。芬尼断言自己听到了那句惊世骇俗的结语，但当日狂风暴雨的恶劣环境，早已使准确的原貌在其记忆中摇摆不定。麦克拉伦虽承认自己作了演说并递交了供出版的手稿，但他辩解称印出的文字仅与他的原话“大体相近”，并断然否认关于效忠的那段激进修辞出于己手。他亦坦承自己确实写下了稿中的某些段落，但坚称集会现场并未当众宣读。至于贝尔德，尽管他未曾向集会群众发表一言半语，但他参与编印及在店内代售小册子的事实，却在诸多口供及其本人的供述中被坐实无误。
辩方辩护人竭力在“谋求宪政改革”与“策动暴力抗法”之间划清界限。他们呈递了确实送达摄政王与议会的请愿文书，强调集会全过程秋毫无犯、秩序井然，力证二人向来安分守己的良好风评，并指出集会之后基尔马诺克全境并未发生任何骚乱。辩方的立论并非为册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护短：他们承认部分言辞确实尖锐激切，但坚称仅凭措辞之粗鄙狂放，断不足以推断其心存煽动之恶念。公诉官则将各篇章视为互为勾连的整体，断言对议会的诋毁及附带条件威吓效忠的言辞，早已逾越了合法请愿的底线。
审判档案的卷头标注日期为1817年3月5日至7日。然而在裁决部分，卷册上赫然写有4月7日的副标题，而陪审团定罪记录却署为4月6日；辩方律师杰弗里先生敏锐地指出，4月6日恰逢星期日。辩论终结，陪审团以多数票裁定麦克拉伦罪名成立，并全票一致裁定贝尔德罪名成立。念及二人素来奉公守法、声誉良好，陪审员恳请法庭对二人从宽量刑。
法庭最终宣判：判处二人于爱丁堡加农门托尔布斯监狱服刑六个月，刑满后须缴纳保证金，确保其后三年行为端正。书面判词载明，贝尔德的保证金定为二百镑，麦克拉伦则为四十镑。此前曾有一名法官当庭口头动议将贝尔德的保金提高至三百镑，而终审判决书最终裁定为二百镑。这一微小的落差至关重要：官方记录完整保留了法官席上的反复权衡，以及最终具备法律效力的定案数额。
迪恩公园的集会始于一份求诸公义的请愿草案；然而在白纸黑字的史籍档案中，它却以两名平民被判煽动叛乱罪而告终。横亘在两组事实之间的，是一份化为灰烬的手稿、一句飘散在冰雹中的断续耳语、几处纠缠不清的涂抹增删，以及一册在杂货铺柜台上摆卖的微薄书卷。判决以司法的刚性界定了罪与非罪，却终究未能将飘忽的记忆锻造成确凿的真相，亦未能让铅字印就的文本无可置疑地还原现场的声音。在这桩公案里，纸页既是审判聚焦的对象，而其原件的永恒缺席，又注定使那场历史的风波无法在合上卷宗时真正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