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7月22日清晨，日出方歇，人们在靠近施塔加德的雅斯特琴比农庄牲口棚内，发现了悬于梁下的玛丽安娜·米谢夫斯卡。一名年轻男仆率先撞见这具尸体；死者的丈夫尼古劳斯随即割断绳索，试图施救，却回天乏术。最初的法医检验证实死因为缢窒息，然而颈部仅辨认出一圈暗红色的勒痕。这位年方二十四岁的少妇，表面看似自行了断了性命。然而，《皮塔瓦尔》案集的记述却提及，死者生前未见丝毫郁结厌世之兆，唯独反复悲诉自己已无法忍受邻里称她为“巫婆”的流言蜚语。
整整一年过去后，第二份医学鉴定意见彻底动摇了最初的自杀结论。司法当局先后延请但泽医学委员会与柏林医学科学代表署进行复验，专家们详加勘查颈部创伤后，断定极可能遭遇过外力暴力侵袭。然而，医师们却无法断言死者究竟是直接死于悬缢，还是早在被套上绳索之前便已因先前的扼伤毙命、悬梁不过是伪造自尽的障眼法。在幽暗的牲口棚内，同处颈项的印记，既可被解读为决绝自戕的残痕，亦可被视作杀人移祸的收梢。
该判例集将此案定于1819年，却未收录完整的庭审笔录，亦无具体的开庭日期。卷宗载明死者闺姓普拉布达，系一位地主之妻，因长期背负巫蛊嫌疑而见疑于乡邻。案卷对她的形貌刻画极为粗疏，至于其生平性情，编纂者直言案卷未置一词。颇堪玩味的是，全篇开宗明义便充斥着对普鲁士管辖下波兰—卡舒比乡民的鄙薄评语。这种偏见纯属十九世纪辑录者之主观妄断，绝非案卷中呈堂的实证，更不能以此概括全体原住民之风貌。
这桩流言的滋生远早于死者的暴卒。据卷宗载称，一名十二岁的女佣曾对卡塔琳娜·齐戈夫斯卡声称，女主人心术不正、是个行巫的恶妇。此前一年夏天，卡塔琳娜身上恰好生了疖疮，便质问玛丽安娜是否对其下了降头。死者当时的回答——一声“正是”，却让年轻的女仆莫辨其究竟是当真还是戏谑，更无从窥知玛丽安娜内心的真实所想。及至后来，艾娃·克赖因斯卡及其妹维多利亚·巴雷茨卡进一步推波助澜，甚至将村中牲畜的疫病亦归咎于玛丽安娜的邪术。
这起疑案的核心纠缠着四名妇人。卡塔琳娜（案卷推测其年约十八至二十岁）与二十五岁的约瑟芬娜·巴雷茨卡，是涉嫌在牲口棚内动手的两名年轻被告。五十五岁的艾娃·克赖因斯卡是玛丽安娜的继母；而二十六岁且育有五个子女的维多利亚则是艾娃之妹。这一角色分工，乃是根据审讯录供、再经《皮塔瓦尔》编纂者摘要勾勒而出。两名年轻女子异口同声指认长辈为幕后主使；艾娃与维多利亚的口供却在责任分担上大相径庭。
在卡塔琳娜的口供版本中，两名少妇先于常人起身，潜入牲口棚，伏候玛丽安娜前来挤奶。约瑟芬娜率先入内，求其出手救治自己病弱的幼子。双方随即发生口角撕扯：二人扭打翻滚在地，玛丽安娜压在约瑟芬娜身上；卡塔琳娜闻呼救之声疾步上前，将玛丽安娜扯倒在草料间。仓皇慌乱之际，她自称见受害人已然断气或陷入昏厥，未暇细辨虚实。她随后供认，自己将绳套挽上死者颈项，而据这最初的口供所言，约瑟芬娜收紧了绳圈，并合力将尸体悬吊于梁上。
约瑟芬娜的陈述大体相仿，细微处却有出入。她详述了因幼子疾患引发的言语争执与棚内搏斗，却竭力洗脱自己在致命动作中的干系。她坚决否认曾掐扼受害人的脖颈，亦未曾跪压其胸口。记录表明，两名年轻被告均承认当时怀有杀意，却又在关键环节上将致命的一击推诿于对方。她们直言，悬尸梁上是为了掩人耳目、假造自缢现场。然而，这终究只是涉案囚徒的自辩之词，绝非中立旁观者的客观目击。
卡塔琳娜结识玛丽安娜已历两年，直至事发前不久仍寄居于同一屋檐下。《皮塔瓦尔》载称，二人之间素无深仇宿怨；而约瑟芬娜同样未曾流露出私怨。然而，据供词转述，因笃信受害者系为非作歹的巫婆，杀戮之举在她们心目中竟变得顺理成章、无可厚非。这番托辞并未消解两人招认的杀意，反而引出了法庭必须裁夺的棘手症结：当被告自承起意谋杀，却无法确知套绳之际玛丽安娜是否尚存一息，该当如何定罪量刑？
审讯官对两名年长妇人进行了单独提审。据编纂者摘要，艾娃承认曾向卡塔琳娜极力灌输玛丽安娜乃巫婆之念，并唆使她将其“制服、消除祸患”。她亦招认曾指点节日清晨乃行事良机，因村民彼时尚在沉睡。但她坚称，唯有在玛丽安娜拒绝为约瑟芬娜之子祛病时，方准动用掐扼与悬吊之法；至于是否曾许诺事成后赏赐一畦土豆，她推托记不真切。维多利亚虽承认附和过巫蛊之论，且自认诛杀巫婆不算造孽，却坚称自己当日所言不过是句戏谈。
调查卷宗中亦罗列了早年的流言指控。一名十二岁的女童安娜·沙拉芬曾供称，艾娃曾教唆她到处宣扬女主人是巫婆，并以牛奶和土豆作为奖赏。编纂者特别注明，因其年纪幼小，此等证言不具法定宣誓效力。一名执达吏亦在未经宣誓的情况下声称，曾将玛丽安娜投入水中施以“水试法”，以验其是否通巫。此类轶闻清晰勾勒出怀疑与恶意如何在邻里间悄然蔓延，却既不能坐实死者的巫术，亦无法直接证明谁该为这起死亡承担刑责。
四名妇人的供述反反复复，多有龃龉。上诉阶段，因部分被告翻异前供，法庭遂下令重开调查。编纂者补充道，若干被告经审讯官厉色训诫后再度改口承认前罪，而另一些翻供则疑似受到第三方的威吓或指使。编纂者认为，两名年轻女子心智怯懦，在恐惧与侥幸间摇摆不定，几可任人摆布供认任何情节；即便如此，他仍断定二人最初高度吻合的招供足以定罪。这依然只是十九世纪编史者的主观断语。由于缺乏未经删节的逐字庭审原案，后人已无从稽考当年的口供与翻供究竟历经何等手段方始录定。
柏林医学代表署的法医论断，使得本案无法草草归结为一起简单的悬尸断案。医官们认为，死者颈部生前遭遇他人暴力伤害的可能性极高，然而致死的直接原因仍扑朔迷离。玛丽安娜极可能在遭受勒扼重创时便已身亡，悬梁仅为伪饰命案；亦有可能只是暂陷窒息昏迷，真正的致死之举恰恰是随后的悬吊。这份医学裁定并未将死因锁死在单一动作上，反而为司法裁断留下了悬置的多重可能。
这第二种假定构成了本案最为精微的法律死结。主管司法的总长将此案移交柏林高等法院刑事法庭征询法理意见，该庭合议认为：两名年轻女子自发起攻击至悬尸梁上，其杀人故意始终未曾中断。即便玛丽安娜在被绳套勒颈时尚存一丝游息，其后的悬吊动作在法理上亦不能从原本的侵害行为中割裂开来、仅视作掩盖罪行的伪装未遂。基于此，合议庭以多数票表决，建议判处卡塔琳娜与约瑟芬娜死刑。但这并非最终被采纳的判词。
上诉法院法官最终裁量了较为宽宥的刑罚：两名年轻主犯各处重惩役所监禁二十五年。《皮塔瓦尔》释法称，由于二犯笃信受害者具有女巫身份，法庭认定其刑事责任辨识能力受此邪说蒙蔽而有所减弱。主谋艾娃·克赖因斯卡被判处五年重惩役所监禁；而维多利亚·巴雷茨卡因在合谋中的具体罪责暧昧难明，终审获判暂免刑责、当庭开释。轻重悬殊的刑期，折射出司法对亲手行凶与从旁唆使的罪责位序考量，以及对教唆界限的审慎存疑；然而无论判决如何落槌，玛丽安娜命丧草料棚、而死因在医学上终未盖棺定论的事实，已成千古悬案。
编纂者显然意在将雅斯特琴比案树立为刑法理论的经典标本：主观故意之界限止于何处，行凶动作又在哪个刹那终局性地铸成杀人既遂？案卷叙事留存了大量带有泥土气息的生活碎片——牛棚、患病的婴孩、村野流言，以及各执一词的翻供伪饰——却也不得不承认后人对玛丽安娜一生的真相所知甚微。今日世人所能窥见的口供与判决，均隔着1842年这部回顾性文集的滤镜，原始的泛黄宗卷早已尘封难觅。这份档案既不能将涉案者的只言片语奉为确凿无疑的铁证，亦未能穷尽法医学的未解之谜。掩卷长思，最沉重的依然是那片永久的死寂：除了那句由旁人转述、死者生前再也无法承受被诬为女巫的哀鸣，玛丽安娜自己的声音，在浩繁的公案中竟片语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