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先前的约定，儿子本该在周四清晨来接父亲。父子俩原定一同前往图尔，那里尚有几桩要事待办：一笔契约需签署，一笔款项待支取，还有一份婚约需听取公证宣读。然而，儿子失约了。就在前一夜的罗什卡夫庄园，老父在卧房内遇害身亡；倒在他身旁受伤的未婚妻，苏醒后径直指认出了凶手——正是那个本该如期而至的儿子。尚未来得及勘验衣物，年轻的小佩唐格便因这次缺席，率先被卷入了杀父卷宗的漩涡。
惨案发生于1811年4月10日至11日夜间，地处谢尔河畔阿泽。在死者身旁，人们起获了一柄染血的葡萄压渣刀——此物原是庄园日常所用，另有一把相仿的无柄利刃。同室的玛丽-安娜·布罗斯身负数创，但侥幸保住了性命。承办官差推演出的潜入路线，辗转经由压榨室、地窖、楼梯及回廊。宅邸各处门户并无旁人把守；官府只能竭力重构凶手可能的行踪轨迹。在这座对住户毫无秘密可言的老宅里，对地形的熟稔，其分量几乎不下于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
据玛丽-安娜陈述，当夜潜入者共有两人。她言之凿凿，称老佩唐格当场认出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并苦苦哀求其放过自己与未婚妻。为首之人痛下杀手，随后两人又在玛丽-安娜试图施救时对她痛下毒手。她自称借着月色看清了儿子的面庞，并听辨出其声音；她甚至详尽描述了那件蓝罩衫、高筒靴与宽檐帽。这番证词带有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笃定，仿佛是死者亲口吐露了应予缉拿的名字。然而，这句出自亡者之口的指控，却完全依赖这位幸存妇人的转述方能呈诸公堂。
老父自1806年丧偶独居。因患宿疾，他夜间时有病发；年约三十的玛丽-安娜便是在此时走入他的生活，照料起居。然而，她在宅中日益巩固的地位，令独子难以容忍，父子龃龉频生。骨肉亲情与钱财算计交织缠绕，这恰是深门广厦中屡见不鲜的景象：人人皆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对方免受蛊惑，暗中却一分一厘盘算着自身的利害得失。父亲频频变卖家产，儿子则向抵押局申请查封担保，以此阻碍其自由支取变现价款。
针对近期的一笔交易，必须先注销抵押登记。儿子曾口头应允，却迟迟未予办理。3月24日，玛丽-安娜致信其子，催促其履行诺言，信中隐隐提及一桩新联姻恐将损及他与其子女的继承权益。足见即将举行的大婚绝非惨剧发生后硬凑的细枝末节。4月7日周日，两人的结婚通告已在市镇张榜公示。而在图尔的一家咖啡馆里，早有人当着儿子的面议论其父与准继母的闲话。预审法官如搜集债务般一一记录下这些可能的屈辱，每一笔都足以构筑杀人动机的拼图。
案发前数日的动向被逐一复盘。其子曾在图尔通往科梅尔的路途上，于“吊死栎”酒馆与车工皮埃尔·卢梭碰面。有人提及两人曾在马厩密谈、与第三人分饮一瓶酒，以及数度进出往返。此后，小佩唐格返回父亲宅邸留宿。4月10日周三清晨，他见父亲房门反锁，还对这层新添的戒备嘀咕了一句，仆人随后为他开了门。承办方紧抓不放的是：他极可能在彼时瞥见了门栓的机关；一旦官府执意从前日的举手投足中挖掘出次夜作案的伏线，再平常不过的举动也会被镀上阴谋的色彩。
他留下来用了午饭，曾下到地窖取酒，并再次承诺次日清晨必定赶回。有人作证称他在地窖盘桓良久。他是否趁机挪动了加固门扇的横木？这一推论硬生生赋予了一段寻常时长以犯罪效用。既然他熟门熟路，自然能够暗中打开通道；既然他曾逗留其间，便由不得旁人不去作此揣测。然而在两可的假设之间，终究欠缺一条铁证。当卷宗里的每一桩琐事，都必须倚仗它们理应去证明的“罪名”来赋予解释时，整场侦办便已无可挽回地滑向了先入为主的险境。
周四的爽约更令人生疑。此行对小佩唐格本是大有益处：父亲本应交付他一千法郎以解燃眉之急的旧债，他亦应列席公证人处听取婚约宣读。他缘何未至，又何以未曾遣人通传？傍晚五时许，他在蒙路易落网——当日白天曾有人在此撞见他的行踪。他坚称对父亲的死讯毫不知情。然而凶案彼时早已传遍四乡，他的懵然不知反倒成了重重疑点；但官府仍需切实查清：他究竟知晓了何事，又是于何时获悉。
案情核查的结果远比官府预想的更为复杂。查获的蓝罩衫并非出自被告家中，而是在一名堂亲处搜得。小佩唐格宅邸中的仆役起初指认他在周三入夜后即已归家，且半夜曾听其呼唤；随后他们却又更动了陈述的时辰。这番口供的反复固然引人猜疑，却绝不能草率地以此推定其必然有罪。另一名被控从犯卢梭起初逃脱了法网。最终，小佩唐格只身被推上了图尔重罪法庭的审判席，背负着一桩因伦常纠葛而使一切旧怨愈发显得罪无可恕的弑父大案。
辩护方不得不退回案发的原点：玛丽-安娜当夜当真辨认出了行凶之人吗？辩护律师竭力攻击她的名誉及其早年的被判前科，言辞之激烈，充斥着彼时世俗笔调下的成见。然而，这番人身攻讦远不足以厘清真相。一名身负刀伤的妇人，绝不因辩方抹黑其过往便丧失被采信的权利；但她的指控正如一切证词一般，必须经得起严苛的对质。恰恰在此处，控诉遇到了远比泼向幸存者的辱骂更为致命的阻碍。
玛丽-安娜曾声称老佩唐格生前曾向一位法官吐露对儿子的恐惧，该治安法官当庭予以断然否认。不仅如此，她对案发时辰的供述前后矛盾；甚至在初次指认之后，她还私下流露过懊悔之意，承认自己不该冤枉这年轻人，且并不信其真能弑父。更为要命的是，多名曾指认儿子口出恐吓之词的证人最终承认，那些供词实皆出自玛丽-安娜暗中的提示与灌输。这份卷宗看似声势赫赫的人证链条，在阳光下剥落殆尽——数道言之凿凿的呼声，追溯到源头竟然只有她一人。
最后便是不在场证明。据尚帕尼亚克记载，辩方确立了其不在场的时间线，并对与卢梭的会面给出了合理解释，尽管原始卷宗并未收录推演的全部细节。律师还提出了其他假说：玛丽-安娜自身的利益图谋，抑或是老佩唐格昔年结下的仇家——死者在大革命时期曾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并借机低价购得“国家财产”，早年树怨颇深。这些线索拓宽了调查的视界。它们未能证实玛丽-安娜便是真凶，亦未能坐实任何政敌的行迹；但在司法天平上，击碎一项指控，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时交出真凶的姓名。
1811年12月12日，陪审团裁定佩唐格之子既非正犯亦非从犯，当庭无罪释放。至于此后被捕受审的卢梭，按史料所载亦同获开释。在流传至今的残卷中，父亲之死终成悬案；而玛丽-安娜周身的创伤，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走出法庭的儿子，重获了司法确认的清白，却也不得不背负着世人曾欲强加于他的丧父之痛——那曾被视作弑亲的图谋。那个未曾赴约的星期四，险些将他的一生钉死在耻辱柱上；而法庭用了整整数月的时间，才将“无须为生命中每处空白强作解释”的权利，重新还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