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柄利刃并未深入口腔腹地。在西蒙·古拉尔辑录的司法审讯纪要中，发生于卢浮宫的这一击划破了亨利四世的上唇；就在刀锋即将向内贯穿之际，国王的牙齿将它死死挡住。行刺者失手后随即抛弃凶器，夺路欲逃。整个行刺过程不过数息之间，然而它却为巴黎高等法院提供了一场审判的全部机锋——一名学生的狂悖之举，转瞬成为株连整个修会、施以集体惩戒的由头。
文书载明，1594年12月27日星期二晚六七点间，亨利四世驾临巴黎。在卢浮宫寝殿内，国王正俯身欲吻一位行躬身大礼的贵族。让·夏斯特尔趁机逼近，直刺君王面颊。笔录载其年方十九，生于巴黎，曾受教于耶稣会开办的克莱蒙学院。案卷未见任何缠斗之辞：伤口仅在唇际，利刃实为齿列所阻。
夏斯特尔将匕首抛于房内企图脱身，当即被侍卫队长制伏。文书称国王反应极为迅疾：见刺客被擒，亨利竟下令将其释放并宣称予以赦免。然而，一俟听闻该学生受业于耶稣会，国王便冷言反问：难道非要从这些人的门徒之口，才能坐实他们的罪名吗？这些言论出自当年付梓的公开记述，自首卷起，便将炽烈的宗教纷争直接嵌入了抓捕现场。
卷宗并未将凶器描摹为淬毒暗器。夏斯特尔供称，那不过是一柄寻常小刀，取自其父家中，亦绝无涂毒。初审之际，他坦承意欲弑君，唯承认仅致皮肉之伤。据其自述，他曾在圣奥诺雷街瞥见由马匹、步卒与火把组成的扈从队列；因莫辨孰为君上，他曾央求一名侍从指认，随后便尾随仪仗一路潜入卢浮宫的内室。
凡此细节，皆以罪囚口供之形式记录，而非经由独立调查逐一复核其行踪轨迹。即便如此，审案笔录对此情此景的描摹仍可谓毫发毕现：刀身藏于袖中、紧贴肌肤与衬衣之间；趁国王俯身之时暴起发难、刺其面门；行刺未遂后弃刃于室。夏斯特尔起初矢口否认行刺事实，继而全盘招认。自此，审讯的重心由“发生了何事”，骤然转向了他“因何而行此大逆”。
宗卷记录其为布商皮埃尔·夏斯特尔之子，祖宅坐落于司法宫近旁。依其供认，行刺当晚，他在参加晚祷后返回父舍。当日早些时候，他自餐具架上顺手取下利刃，携入书房，随后与父亲、母亲德妮丝·阿扎尔及诸妹共进晚餐。据称父母席间力劝其谨言笃行、恪守正道，他也满口应承。饭后，他陪同父亲入城巡视，其后再度折返，利刃已然隐于紧身短衣之内。
文书所载的供词，其渊源远不止于这仓促的一日。夏斯特尔供认，谋刺亨利四世之念郁积已久，约在案发八日前重萌杀机。他将此举归咎于深重罪愆引发的绝望：自度已堕万劫不复之境，遂妄想若成此惊天之举，或可减轻炼狱刑诛。这番托辞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单凭案卷也无法还原确凿的心理图景。它所呈现的，不过是官印审讯笔录强加于他的口吻，满纸皆是早已预设罪责的宗教与司法机锋。
这名青年更供称，曾将内心的挣扎向父亲和盘托出。至于让·盖雷——神父兼克莱蒙学院前学监，夏斯特尔称其父曾特意安排一场密谈，以化解其良心之结。他自陈在盖雷门下修习哲学两年半，且在多处听闻：诛戮被视为暴君的君王，乃属正当之举。在受盘问关于耶稣会教义时，他亦将此类言论归于该会传授。然而同一份笔录却也写明，其父曾断然告诫：弑君乃大逆之恶行。此一反差，断绝了将弑君合谋完全归咎于家庭指使的结论。
文书列举了夏斯特尔当堂画押认定的罪证：行刺之刃、三张写有污蔑王名回文诗的字条，以及九张手书自省罪愆的散页。这些证物的罗列赋予审讯以实体依托，然而编纂者既未附录这些字条的原件，亦未收录可供后人独立核验的研判记录。文书仅记述夏斯特尔认领了这些证物，并提要概括其内容。在此，史料描述之物与供我们亲手勘验的原件之间，隔着无可跨越的鸿沟。
文书记载，翌日，案卷即由宫廷司务长移交至巴黎高等法院。夏斯特尔被押解至司法宫附设的看守所，经各大法官提审后，由大法庭与刑事特别法庭联席鞫问。他重申了此前的大部分供词。当被问及为何选用此刃时，他直言起初曾图谋直取咽喉，因唯恐寻常小刀无法刺穿国王厚重的袍服。他坚称其本意确在刺毙亨利，且深信此举有益于天主正教。
司法程序猝然提速。高等法院相继传讯夏斯特尔的父母以及盖雷神父——文书特别标明盖雷为耶稣会士、被告人的昔日导师。然而在留存至今的案卷篇幅中，并未收录他们各自供词的分项抄本，亦未留下每日庭审的详尽起居注，更无当时可能发生的原被告当庭对质辩驳。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仅是一份审讯纪要连同一则判决摘要，均刊行于1758年的文献中，该书注明其底本早在1595年便已付梓。
判决书将行刺定性为干犯神圣与世俗双重尊严之“大逆罪”（lèse-majesté）。判词首令案犯于巴黎圣母院正门前行“昭雪谢罪礼”（amende honorable）：夏斯特尔须身着单衣，手执两磅重蜡烛，双膝下跪，供认大逆并乞求宽恕。随后，他将被押上死囚双轮板车辚辚驶往格列夫广场，以炽热铁钳摧残其手臂与大腿，斩断行凶之右手，再施以五马分尸之刑。其残骸躯壳当场焚化，骨灰随风扬弃。极刑尤未止于凶手之身：判决同时下令籍没其名下全部家产。
判决书的另一项条款，更是将株连之网骤然拉开。高等法院下令严禁公开转述夏斯特尔所谓“弑君有理”的供词，斥其为煽动叛乱与异端邪说。随即厉令：所有耶稣会各学院之神父与学子，须在三日之内迁出巴黎及其他任教城市，并在十五日内彻底驱逐出法兰西王国边境。判词直斥其为“败坏青年之蠹虫、君国之死敌”。这等辞令出自一份政论丛书所载的判决抄本；它切实记录了一场政治放逐，却绝不足以作为盖雷乃至整个耶稣会卷入行刺阴谋的独立铁证。
该文书同时订明，在行刑前须对夏斯特尔施以常规与非常规酷刑（question ordinaire et extraordinaire），以深挖同谋、穷究余事。然而纪要并未交代这等严刑拷打是否确曾付诸实施。全篇仅以程式化语言收尾：判决已于1594年12月29日星期四宣判并执行完毕。卢浮宫内喋血与死囚伏诛之间，在记述中仅隔两日。审判进程之雷厉风行，固然彰显了司法机器之决绝，却也愈发凸显了后人查考此案的窒碍所在：原初的手稿案卷，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那柄利刃留下的不过是一处微创，而随后落下的判决重锤，却不仅撕碎了死囚的躯体、抄没了其家产，更将一个庞大的修会尽数逐出国门。在挡住刀刃的坚齿，与将杀意编织成文的纸页之间，这篇叙事呈示给世人的绝非某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真相——它所传递的，是一部由惊魂未定的王权与苦抗天主教联盟的高等法院共同锻造的司法档案。其史料张力恰在这一重双重视角之中：人们不仅能窥见当年行刺如何被讲述，更可洞见帝王面颊上的一道寸裂伤口，如何被翻覆运作成惩治一人、震慑与倾覆一整个教团体制的莫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