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桑滕，审判长克卢特不得不数度中断庭审辩论，以纠正报界的不实报道。此前有报章妄断，在阿道夫·布施霍夫家中搜出的麻袋上留有血迹，且袋内麦秆与死者男童手掌中的残留物相吻合。然而，三名肉铺屠夫已当庭反驳了血迹之说；克格尔教师与施莱斯镇长亦断然推翻了麦秆一致的论调。在这一早已由流言先行定罪、证据尚待核验的公案中，法官的当庭勘误绝非无谓的新闻笔墨官司，而是直接触及审判公正的核心骨髓。
1891年6月29日，被家人昵称为“琼欣”的约翰·赫格曼刚满五岁半。案发当天，小男孩还在教堂街与其他孩童嬉戏。据记者雨果·弗里德兰德的纪实报道，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上午十点左右。午饭时分，孩子并未归家。邻里街坊随即在周遭街巷与邻宅四处寻觅；直至傍晚六点半左右，才在屈珀斯的水果杂物仓内发现其冰冷的尸体。审判确证孩子死于他杀，然而究竟何人行凶，正是法庭必须廓清之症结。
最初的死因推断并非只有一种。坊间或疑孩童玩闹致祸，或疑溺毙磨坊水渠，亦或疑疯汉暴行。嫌疑人名单中甚至包括男童的舅父克莱门斯·克尼彭贝格——他在案发后曾失踪数日；然而弗里德兰德报道附录所载的审讯记录，并未带来任何突破。未几，另一股捕风捉影的猜疑骤然占据上风。男童喉部被割；有人便声称现场血迹过少，伤口手法极似犹太教规的仪式性屠宰。布施霍夫——这位曾担任过洁食屠宰师的犹太肉商，瞬间沦为众矢之的。
这出所谓“血祭杀人”的叙事，纯系蓄意编造的反犹谎言，绝非历史学应当予以采信推敲的线索。在中世纪便已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历来是煽动迫害犹太社群的渊薮；而在克桑滕，这桩尚未破获的命案被迅速扭曲为针对整个族群的集体控诉。报道详述了布施霍夫一家的财产遭遇的狂暴洗劫：门窗被砸毁，家什成齑粉，祈祷书被撕碎，墙壁上赫然涂写着“杀人魔窟”与“洁食屠夫”的咒骂。司法勘验当日，整座屋宅已形同废墟。愚民的狂热，早已抢在法庭之前判定了罪由。
初期的搜查动向，导致阿道夫·布施霍夫及其妻女于1891年10月14日遭到拘捕。前预审法官布里克斯在庭审中作证称，当时下令收押三人，亦有防范暴民威胁其人身安全的考量。布里克斯陈述三人于12月23日因侦查未结获释；然而弗里德兰德的导言概述却记为12月24日。现有文献尚不足以弥合这一细微出入。随后，包尔医生对布施霍夫家搜出的一柄刀具出具了鉴定意见，导致布施霍夫于1892年2月9日再度被捕。其妻女未被起诉，唯独布施霍夫一人被控谋杀，押赴陪审公堂。
7月4日，巡回法庭在克莱沃正式开庭。在长达十日的庭审中，法庭密集传唤了法医、邻里、孩童、巡警及司法官员；法官亦反复提讯相关报纸文章，痛斥多篇报道歪曲证言。审判长克卢特接连作出公开纠正，告诫陪审员必须严格以法庭举证为准绳。此案早已名噪一时，遐迩皆知，然喧嚣的名声丝毫未能让证人记忆更趋可靠；相反，将“亲眼所见”、“道听途说”与“主观揣度”彻底剥离开来，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
在诸多指控中，尤以默尔德斯的证言最为凶险。他宣称曾瞥见一只手臂从布施霍夫宅内伸出，将男童拽入院中。然而，这一关键情节是他延宕许久后才告发的，且其口供在反复陈述中不断游移变动：其自称目击的距离越说越远。布里克斯法官此前曾就该动作的物质可能性组织过现场模拟；当时门旁设有柜台阻隔，在所描述的条件下，那一动作几乎不可行。法庭实地勘验时的测试亦表明，虽有人被拽入而外人难辨其貌的可能，但丝毫不能证实案发当天确曾发生过此事。“可能”绝不等同于“证据确凿”。
证人马尔曼则抛出了另一幅惊悚图景：他声称看见被告之女赫尔敏娜·布施霍夫提着布袋走向粮仓，花园里还有一名男子向她招手示意。但马尔曼在7月1日初次受审，以及因在街头直呼布施霍夫为凶手而遭其质问时，均未吐露半句所谓的目击之词，直到7月22日才向官府禀报。其后，被其引为旁证的温特豪斯夫人当庭澄清，自己仅见过一名素不相识的男孩，并未察觉任何暗号招手。审判长更不得不再次向报界正视听：三名屠夫裁定麻袋污渍实为烟熏所致，绝非血痕；且袋中麦秆与小赫格曼手中的残留物亦截然不同。
其他滞后呈报的口供同样破绽百出。海斯特家的小男孩是在命案发生数周后、默尔德斯的谣言版本甚嚣尘上之时，才想起所谓的目击细节。预审法官直言，孩童极易受到成年人引导与周遭狂热氛围的心理暗示。更有妇人辗转复述在火车上道听途说的蜚语，亦有人转述安在犹太人头上的匿名狂言。及至庭审对质，多名证人要么当庭否认曾讲过那等言论，要么明确澄清自己从未目睹旁人强加于其口的场景。流言从来不缺传声筒，唯独缺乏独立可靠的证据链。
法医专家组亦对遗体、血迹及自布施霍夫家中搜出的第13号刀具展开了严密检验。包尔医生此前曾咬定该刀锋可能为作案凶器，这一推断正是导致被告再度被捕的主因。然而，庭上其余法医权威断然推翻了包尔的臆测。专家们一致判定，该刀具绝不可能造成死者身上的致命创口，该伤口根本不是宗教仪式性的割法，完全可由寻常刀具造成。法医进一步阐明，粮仓内发现的血量完全符合人体自然失血的常态范围，所谓“仪式性采血”之说根本不攻自破。麻袋上的污渍与麦秆，同样无法与犯罪构成关联。弗里德兰德记录的乃是法庭传召专家的严正结论；这些科学研判洗脱了被告，却并未指出谁是真凶。
控辩双方的焦点不仅在于物证，更在于布施霍夫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数名证人精确勾勒出他在6月29日上午的行踪轨迹，案发时间更是依据教堂钟声作了严密推演。7月13日，总检察官哈姆向陪审团建议裁定罪名不成立：尽管他仍未完全否定证人默尔德斯，但布施霍夫的不在场证据具有压倒性的证明力。次日，首席检察官鲍姆加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不在场辩护，盛赞其坚实程度实属罕见，并主动提请宣告无罪。这并不意味着法庭已查明何人残害幼童，但足以证明对布施霍夫的谋杀指控根本无法立足。
7月14日，陪审团在闭门评议仅约半小时后，便对“阿道夫·布施霍夫是否蓄意谋害约翰·赫格曼”这一提问作出了“否”的裁决。审判长随即宣布被告无罪，并下令当庭释放。布施霍夫当场老泪纵横。庭审记录载明，公堂听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然而卷帙之中，真凶的踪迹依然匿于迷雾。克尼彭贝格舅父的疑点、迟到的证词、凶刀、谷仓与布袋，曾耗尽了十个日夜的唇枪舌剑，但司法的判词恪守着审慎而坚定的界限：此人未犯下所指控之罪。
审判就此落幕，而命案的谜团却化作历史的悬案。弗里德兰德的笔录冷峻地揭示出：一旦偏见预设了答案，迫使每一处微末细节屈从于既定的叙事，司法调查便会滑向何等危险的偏航。血祭杀人的诽谤未能告慰约翰·赫格曼的亡魂，却点燃了针对无辜犹太邻里的暴行，遮蔽了辨析真相的法眼。陪审团将自由还给了布施霍夫，然而十天的公堂并未能交出凶手的真名。历史学家的职责，便是同时铭记这两重结局：无罪的判决坚如磐石；而真凶的下落，在传世的档案中，终成无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