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赁居的寓所生生少了一年。整整一载光阴，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却在房东勒令迁让时化作了泡影。在巴克街116号的宅邸中，1877年7月与1878年7月的差距绝非纸历上的微末细节：它横亘于一名房客自认拥有的承租期与实际所得之间的鸿沟。此案本可止步于一场关于租约履行与损害赔偿的民事纷争。然而，那位在契据上补填日期的男子，事后竟立誓否认出自其手。正是这起宣誓，将艾蒂安·让通推上了轻罪法庭的被告席。
1878年6月26日，巴黎第八法庭在布朗热庭长主持下开庭审理，细究这起民事纠纷何以异乎寻常地转为刑事追诉。让通年过五旬，以打磨锉刀为业；与他构讼的埃尔特曼则是一名鞋匠。两人行当并无干葛，矛盾起于二楼的一套寓所。让通本是该屋的承租人，转租之际，他许给另一人的使用权自当受制于其原初的主租约。案情的症结尽在于此：若不知主契何时告终，次租的期限便无从谈起。
双方最初于1875年7月1日订立契据，年租金定为八百法郎。约文仅含混写明“至主租期满之日止”。埃尔特曼曾索阅主约，让通却未予出示。鞋匠当即提出切实异议：他坚称转租商定为期三年，契纸上必须明载此限。对于按期交付租金之人而言，援引一份未见真容的文件实难教人安心。他遂提议将原约撕毁，另立新据。
让通择取了更为缓和的途径。据埃尔特曼的陈词，让通声称自能料理，随即亲笔在文末添上一行，注记主租期延至1878年7月15日止。鞋匠随后将契据送往公证登记。既获明确承诺，又见确切年月，兼有字据在手，纠葛看似已定。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在一纸既成文约上添附一行小字。然而，正是这行字，其分量将重过日后所有的巧言辩解。它使空口诺言化作可供复勘、出示并交付行家鉴识的真凭实据。
及至1877年4月，房东勒吉耶特正式通知埃尔特曼，须于当年7月15日腾退寓所。等待他的竟非预期的1878年夏日，而是眼下的1877年。鞋匠仓促迁离，向让通索赔损失。案卷未曾细表搬迁靡费几何、营业所受波折若何，却昭示了这纸契据如何从租赁档案转入诉讼卷宗。埃尔特曼受契载期限吸引而租定此屋，如今既未得享其期，自当循法索偿。
在民事法庭上，让通所争不仅在于文句之解，更断然否认该行注记出自己手。1878年4月24日第五法庭审讯时，法官就此节命其作补充宣誓：该条款究竟是否为其亲手增添？让通赌咒宣称绝非己作。依公诉方记录，埃尔特曼当即败诉。于鞋匠而言，彼时受损的已不仅是立约时的口头应承，法庭前立下的重誓，更彻底封死了他寻求赔偿的正途。
埃尔特曼旋即向检察署告发伪证。司法调查遂委托法兰西银行首席书记官、法庭笔迹鉴定人阿尔弗雷德·戈贝尔介入。涉案契据呈送其案头，专就受争议的补白进行勘验。其结论载于案卷，毫无游移：判定该行文字确属让通手笔。在轻罪庭审中，年届四十四岁的戈贝尔再次当庭证实这一裁断。论辩由此归拢至确凿之物：法庭毋须揣摩三年前双方立约的腹诽，唯须将留存的墨迹与立誓者的否认当面对质。
随着侦查步步深入，让通的供述转了口风。据检察官控词，让通辩称此前或系误解了宣誓时的提问，自称耳力不济，记性亦衰颓，难以确切作答。检方直斥其前后矛盾的说辞为狡黠脱罪之举，辞气严峻。而案卷中尚存另一重声息，来自一位曾受托料理此案的法律从业者，他述及让通素来难以条理分明地自述原委。
此人乃民事法庭诉讼代理人拉米。他曾受让通延请，交涉与埃尔特曼的嫌隙。拉米作证称，早见该当事人神智略显昏聩，对那行关键补文从未吐露明晰内情。然而其作为不仅止于从旁观察：闻悉让通遭刑事告发后，拉米以偿付原告最初索求的赔偿金额作为继续代理的先决条件。经由他居间交涉，两千法郎遂清偿予对方的诉讼代理人。
这笔款项的介入，令全案超脱于空口许诺与矢口否认之上——确凿的赔付事实已然成立。但民事金钱的了结，并不能免除法庭对法庭伪证的审度。拉米可证实还款始末及代理期间之情态，戈贝尔可断定落笔之手，埃尔特曼则可细述当年索取期限之委原。诸般证言分指这起纠葛的不同节点。先前民事判决所敲定的结局，因刑事告发而在另一维度重新受审，法庭如今将这些伏笔合盘参验。
庭长旋即将焦点直指契据上的笔迹。他向让通重申了鉴定专家的论断，指出该补添文字正是其所为。被告却答称自己或许写过，实则茫然无知；他辩言曾竭力回想，终究无法确断。布朗热庭长随即指出其口供自相抵触：在民事法庭上，他曾指天立誓宣称并非亲笔。让通再度搬出听觉迟钝与失忆之词。当初立誓的言之凿凿，如今已沦为支吾其词的含混，此种情状尽呈于当案审判官眼前。
副检察官卡拉里当庭求刑，辩护律师亦为其竭力陈词。法庭最终判处让通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十法郎。当年的审判记录至此戛然而止，未再载其余生境遇，亦无服刑细末。卷宗的核心，最终仍落在那平凡无奇的物证之上：一行曾令房客宽心的亲笔小字，继而被人在誓言下决绝抹煞。埃尔特曼当年要求添注确期以求稳妥，正是这层谨慎留下的痕迹，化作了笔迹鉴定击碎伪誓的铁证。